牛军：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观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大格局下，曾经出现过美苏中三方关系互动的现象。例如新中国在成立前后决定选择“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从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说，就是在冷战爆发的特定背景下，受到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影响的结果，而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又受到它们各自对对方的政策、它们在东亚甚至在全球的关系的影响。同样，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决定，包括对美苏两国的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政策，也影响着美苏的对华政策以及它们同中国的关系。此后由于中国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同时与美国处于隔绝状态，三方互动的现象如果还存在的话，由于其影响不大，也不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紧张和中美关系缓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设想和概念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国才形成战略三角关系。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阐述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也被称为“三极结构”、“战略大三角”、“三角政治”等等）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内容。

其一是“战略”的含义。这里所谓的战略关系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中美苏三边关系是当时国际政治中具有战略影响的关系。从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和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导致的后果看，由此而形成的中美苏三边关系及其以后的历次变化，都对70年代初期以后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存在着不同类型或不同层次的三边或四边关系，但在改变国际格局方面，没有哪一个具有中美苏三边关系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战略影响。

其次是指在中美苏三边关系中，不论是中美、中苏或美苏等双边关系如何变化，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安全战略因素。进一步说，在这种以战略关系（不论是合作、缓和还是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三角关系，也必然是以安全战略为其主要动力和内容的。换句话说，安全战略是支配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也是理解这个三角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其二是“三角关系”。这里所说的“三角关系”就是指在那个时期中美苏之间形成的特殊的关系结构。这个结构在当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美苏三角关系是在冷战的两极对抗体系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说，这种三角关系必定要受到两极结构的制约。这种三角关系对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这个三角关系有关的政策的影响，在宏观上不可能摆脱冷战的制约，不可能冲破两极结构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作用主要是维持两极的平衡，尽管有时候这并不一定是三方决策者制订政策时的主要考虑。

第二，中美苏三角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对三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每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政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惟其如此才有了所谓“三角关系”的概念。充分揭示和全面深入地分析三角结构对中美苏的有关政策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关注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三角结构对三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的影响；二是三角结构对每个国家的独特的影响。例如，中美苏三国在每个特定的阶段，如何根据各自相对于另外两个国家的地位，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三角结构带来的挑战或压力，并作出各自独特的反应，等等。

第三，在承认三角结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同时，必须看到国际结构对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也相对的，而且在三角结构中，大国之间的互动也不可能是机械的过程，即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必须考虑到中美苏三国的内政变化对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从当时的历史看，中美苏三国的国内政治变化的程度和性质是不一样的。例如与中国和前苏联相比，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的程度是比较小的。另外还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等等。

第四，不同时期各国在三角结构中相对地位的变化，也应该给予关注。相对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各有关国家的实力地位，因为中美苏三国的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是均等的，其中突出的是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点是决定中国对有关的形势作出自己独特反应的重要因素。另外，美苏虽然都是超级大国，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是时刻均等和一成不变的。事实表明在不同的时期，从战略态势上看，美苏之间谁拥有优势地位，是发生了转换的，而每一次转换都会给美苏各自的政策带来变化。

以上的内容是对中美苏三角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初步分析和概括，这些因素反映了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所应关注的重要内容和特点，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研究和把握中美苏三角关系从形成、发展变化到终结的过程的基本框架。这些略显抽象的分析必须还原到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发展变化到终结的过程中，才能加深对这个三角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美苏三方的政策有其各自发展的节奏，而且如上所述，每一方对另外两方的政策都不是仅仅受到三角结构变化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导致其中一方政策发展变化的因素，如各自的国内政治情况等等。所以，以下分阶段的论述中对时间段的划分，只能算是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它们对每一方的政策变化并不都是十分确切的，而且实际上也很难找到那种能够将三方政策发展变化做一致划分的时间表，因为中美苏的政策发展在时间上本来就不是整齐划一的。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中美苏三角关系大致形成于1969年至1972年，它是在冷战这个国际关系史上特殊的时代形成的特殊的国际关系结构，有两个基本因素或者说是基本条件的出现，才导致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这两个因素是：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和。中苏同盟破裂的特点和中美关系缓和的特点，从一开始就给中美苏三角关系烙上了引人注意的印记。

1.中苏同盟破裂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这一战略性决策不仅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长时间的影响，而且对冷战的两极格局形成了冲击。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双方的关系曾经是如此的密切，以致在中苏同盟出现裂痕并表现出越来越难以弥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决策层都不曾认真关注并相信，中苏同盟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破裂。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开放有限的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案例的描述，为任何深入的探讨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其二是指出并论证了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的复杂性，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中苏同盟破裂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战略利益的矛盾、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分歧和争论、国内政策的不同发展方向、领袖个人的风格与个性等等，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问题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当这些矛盾最终被归结为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以致双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时，中苏同盟的破裂就不可挽回了。

如果在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审视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呈现的一些特点，就有必要首先对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做进一步分析、概括和梳理。中苏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相当复杂的关系，这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所谓多重性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苏关系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共和苏共两党的关系在两国的关系中起着核心和支配的作用。进一步说，中共和苏共的体制决定了两党的领袖必定要对两国关系拥有特别巨大的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共居一体之中，造成了中苏两国领导层在处理双方关系时，面临特别复杂的局面，即他们不得不经常需要同时遵循两种不同的关系准则。中苏作为两个民族国家，它们必须要遵守当代基本的国家关系准则；同时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又要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双方领导人在当时很可能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矛盾和麻烦时，一直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其次，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党关系历史的影响和当时的具体条件，中苏在结盟时，双方在客观上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实际上也被中苏双方认可，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问题是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关系，以适应两国关系中被认为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即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方面很可能相信，苏联领导人接受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否则苏共就不会在当年10月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20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的确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中苏关系的另一个简单但特别重要的属性是，中苏是两个在地理上接壤的大国，两国在当时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在近代历史上，中苏之间曾经长期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沙皇俄国多次使用武力，迫使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即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根据，中苏边界也存在未划界地区和有争议地区。像中苏这样的大国之间，任何建立在忽视地缘政治和受地缘政治影响的特殊历史进程之上的政策，都不可能长时间地指导维护良好的双边关系和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局面。

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苏边界可以说是“有边无界”或“有界无防”的。战略合作和意识形态的和谐等，显然掩盖了领土接壤和边界问题有可能给双方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及其严重性和复杂性。后来的事实表明，当中苏关系恶化时，双方几乎都曾利用边界问题打击对方。最严重的是，边界问题一度将两国推向战争边缘。

中苏同盟破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从双方的政策发展看，很可能两国的决策层都没有意识到上述中苏关系的多重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苏同盟在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具体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层原因。因此，尽管两国决策层很有可能都不希望看到后来两国严重对抗的结果，但是当时他们既没有（也不大可能）制订出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应对中苏关系复杂性的政策，也没找到能有效防止两党关系破裂后继续维持国家正常关系的具体办法。

如果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的性质为线索，可以大致将中苏同盟破裂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到1958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出现了调整双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相对地位的竞争。这场竞争比较突出地表现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和1958年两国就军事合作产生分歧等历史事件中。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9年夏季到1962年。其中导致中苏关系出现起伏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的“总路线”（包括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国内政策）出现了重大分歧。从后来的发展看，当时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双方总路线将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个阶段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失败。围绕“大跃进”的评价展开的中国高层政治斗争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批评，导致中苏同盟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恶化。1959年10月初赫鲁晓夫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失败，揭示了中苏双方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它是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落的转折点。此后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缓和，但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和1962年召开的中共8届10中全会再次凸显了中苏各自的“总路线”的不同发展方向，以及两国将因此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第三阶段是1963年的中苏论战到1965年3月苏联主持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同盟终于破裂。这期间的关键事件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破裂、苏联与美国和英国签署核禁试条约、中苏边界谈判破裂、中国领导人访苏未能缓解中苏关系、苏联争取与中国建立援越抗美联合战线失败、苏联不顾中国反对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等。

从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脉络看，随着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苏关系固有的多重性带来的矛盾被充分展示出来。双方在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分歧带给双边关系的问题，如边界纠纷、对外政策等等，几乎无不陷入不可开交的矛盾与混乱。两国领导人都将中苏关系恶化归结为对方对马列意识形态的背叛。那种准宗教式的论战不仅严重地毒化了中苏关系的气氛，而且使任何试图改善甚至是维持正常关系的努力，在中苏国内都成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错误。

正是在中苏同盟破裂的背景下，在中苏论战的炽热气氛中，从1964年秋季以后，边界问题逐步成为中苏关系的主要内容，并最终酿成了60年代末的边界军事冲突。

2.中美关系缓和

导致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缓和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相应改变；二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对华政策的改变。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导致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中国在南北两线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相当强烈的地缘安全意识。这种地缘安全意识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安全概念，部分来自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部分来自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不能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安全感并倾向作出强烈的反应。所以，研究60年代中期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理解中国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之一。

中国安全环境恶化首先是由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的。1962年7月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曾经认为，美国直接进攻越南的可能性不大。1964年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开始不断投放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从事军事侦察活动。

美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东京湾事件”爆发前不久，由于美国不断对北越发出战争威胁，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作出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开始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反复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作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7月27日，毛泽东会见北越代表团成员。他在声明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抗战时，表示中国也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

8月上旬，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目标的当天，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提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0月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一项批示中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并被迅速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