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最早的女性职业大军——女堂倌

八十年前鲁迅的小说《伤逝》写出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悲剧，小说的女主人公子君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她出身传统的封建家庭，面对家人对她恋爱自由的干涉，勇敢地同情人私奔，她的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说出了一代新青年的心声。然而争得婚姻自由后又将如何?不幸的是，自此她依靠丈夫涓生生活，每日喂喂鸡，做做家务，无所事事，在生活琐事中消磨时光，心胸愈来愈加狭小，爱情出现了裂痕。涓生失业后，经济遇到困难，裂缝愈来愈加扩大，最后不得不分手，重又回到那阴森森的家庭。这一悲剧说明，女性解放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必然要走向幻灭。

然而，社会有没有给女性提供经济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能不能使走出家庭的妇女健康成长，这是女性解放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起步在中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也许人们还不了解中国女性走向社会最初的就职岗位，却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三陪女----女堂倌，这是中国女性走出家庭，无奈而又充满辛酸的选择。

女堂倌，是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租界出现的服务行业中的新群落。说这一行业为人们所不齿，有二个原因，一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独立谋生，这是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风俗习惯难以接受的行为；二是所从事的行业多是不光彩的的大烟馆，有的还具有色相服务的性质。当时，吸鸦片公行，租界开设许多烟馆为吸食者提供服务，堂倌从来都是男性，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为了招揽顾客，雇佣青年妇女服务员。最早雇佣女堂倌的是上海一家装饰豪华的眠云阁，这家烟馆的主人是一名老板娘，她以女性具有吸引异性的优势，首开先例，增加女性服务，一时生意兴隆，引得商家眼红，争相招募女堂倌，女性由此进入服务行业。这些女堂馆对顾客进行三陪，在不同程度上又有出卖色相之举，有一则《烟馆异事》报道说:“上海之洋泾浜开张烟馆者，所用走堂皆系少年妇女，容色仅中人，而装饰妖丽，勾引游人往来如织，托业虽非倚门，然行为较之倚门尤甚。”当时的景象是:“其妇女贪人厚赏，不顾廉耻，调谑无状。或坐其膝上，或一榻横陈，其秽亵有不堪言者。”

有的写成竹枝词形容说:“小东门外最繁华，妇女跑堂处处夸。选入清膏房里住，居然美丽胜名花。……一班大脚尽浓妆，惹得游人处处狂。”

女堂倌的出现，对那些商人、店员、佣工收入低的社会阶层，尤其有吸引力，这里有女色可以打情骂俏，价格远比妓院低廉，引得吸烟的、不吸烟的纷至沓来，以至“无贵无贱，若老若幼，争趋如骛。”

大烟馆本是毒品泛滥之地，又加以女色诱人，受到社会强烈的谴责。有竹枝词抨击这种现象说:“烟为世界色为由，美貌娘姨此处留。蜂蝶恋花花未许，瘾成鸦片最堪愁。”有的文章抨击说:“祸莫重于洋烟，害莫甚于女色。人苟有一于此，已足为终身之累，何哉?良以消耗资财惟烟为烈，戕伐性命惟色为尤。乃如近日女堂倌之烟馆，竟将两端巨患合成为一，其流毒之惨，岂有穷极哉。”又说:“若花烟馆一流，只供舆台贱役之欢笑，衣冠文物自然裹足不前。独至女堂倌这烟馆则不然，叹食者未必皆有瘾也，挥霍者不必挟重赀也。一二百钱亦恣其调戏，不顾体面，并且视为无伤。”这对年青人危害最大，“上海为通商码头，南北行号、百工技艺习学生徒盈千累万，岂能闭不出外?当血气未定之时，又若是之轻而易举，无怪乎被其骗惑也。”有的仿效徐敬业声讨武则天的檄文，把女堂倌视为扰乱中国的女祸，

以召告民众，“以清妖孽”。三陪女的出现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是事实，然而要把社会风气的败坏归罪一群弱女子，是不公正的。女性服务员的出卖色相，恰恰是社会制度给女性就业留下的陷阱。女堂倌大都来自附近农村的贫穷女子，这里是盛产稻米和丝绸的故乡，妇女勤劳朴实，擅长纺纱织布，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劳力，有的乐府诗称赞这些劳动妇女说:“布机声轧出茅檐，织妇双搀十指尖。蓬首晨兴遥入市，归家手挈米和盐。”用织布换来油盐柴米，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从开埠以后，这种平静的小农生活被打破了，西方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洋布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打败家庭手工生产的土布，这就断了农民的生计，促使小农经济破产，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打工。在男性为中心的城市，所有的职业都已被男性垄断，就是妇女最擅长的烹饪和裁缝也是以男子为主，只有那些为市民服务而又被男性欢迎的行业才有妇女的立足之地，因此烟馆、茶楼、酒肆的女性服务成为收留妇女谋生的场所。女堂倌甚至比工厂的女工还要更早地在社会上出现，成为女性走出家门最早的职业大军。

女堂倌并不都是出卖色相的人群，即使三陪女与妓女也有所不同，她们没有妓女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自主的身份进入商业服务行业，拥有就职、辞职和选择的自由，属于自愿接受雇佣的职工。走出家门到社会谋生，自己养活自己，是中国女性解放的第一步，这对从不涉足社会的中国妇女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角色。有钱人家的妇女不需要自己谋生，像子君那样的知识女性不屑于干这低贱的行业，只有那些贫穷女子担当了这一新的社会角色，虽然她们并不意识走出家门，到社会就职的意义。然而这一具有全新意义的工作，又从人们痛恨的大烟馆起步，传统的玩弄女性的积习和金钱引诱，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沧落到出卖色相的地步，更加重了社会对她们的偏见和认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在群情汹汹指责女堂倌的时候，并非没有对她们持以同情的人士。1873年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女堂倌周小大一案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议就是一例，这年春节期间，周小大与人打赌，女扮男装在街头嬉戏，被巡捕捉获，押上公堂。清政府上海道县的官员正想取缔女堂倌，这就从她开刀，从严惩处，责打六百个耳光，又在额头写上女堂倌，脖子套上枷锁，用差役鸣锣开道，游街示众，小大羞忿难当，愤而自杀未遂。人们对她遭此重罚“无不为小大叹息”，有人用“护花使者”的笔名，在报纸撰文说:“周小大等离家来沪作此生涯，亦孤苦无依，藉以谋食耳。此在责罚之时当予怜恤之意。”并指出:“查男子女装大干禁例，女子男装律无明文。”清朝的法律对女扮男装并无严惩的规定，对这种细微小事，变本加厉的惩处，这是社会歧视的恶性爆发，可怜的周小大成为这一行业的替罪羊。

小说《伤逝》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不独立的悲剧，可惜鲁迅没有注意到力图独立谋生的劳动妇女，进入社会所遭受的更大不幸。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重重压迫，所能留给妇女自谋出路的环境非常狭小，要想通过这一狭小的渠道，走向社会生存，不得不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历史中最为复杂和辛酸的历程。

遗憾的是，至今不论是中国妇女史还是中国工人史研究中，都没有她们的一笔，是因为这段历史不光彩?抑或无视这一事实?以至被湮没无闻。女堂倌的遭遇，反映了中国妇女是带着沉重的枷锁和满身伤疤走进社会的，这是我们先辈走出家门第一页的血泪史，不该被人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