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早熟而不成熟的思想启蒙

在"非君"思潮中，民歌、民谣本是一支生力军，民间的异端言行，是对封建秩序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蓬勃滋长。

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的飞跃，思想家们提出种种抑制君权的设想，然而没有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沦为泡影。催生新社会的动因先天不足，致使某些新质因素胎死腹中。不现实的早熟思想，却以它的先验性，在后世放出光华。

一、席卷社会的非君浪潮

晚明思潮起伏跌宕，汹涌澎湃，诸如放纵声色，追利逐欲，回归童心等异端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越出传统礼法的藩篱，然而这并非是中国早期启蒙的主要特征。在西方中世纪神权压倒一切，人文启蒙主要是反抗神权，以解放情感人欲，伸张人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作用。在中国，封建伦理的最高权威是君主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不动摇这高压在民众精神上的盘石就不足以构成启蒙思想的主潮。作为异端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不绝于缕，在义和利、理和欲、情与法之争中，有关利、欲、情的论辩都不失有助长个性之义，在实践中又常常汇入纵情声色的欲流。每当王朝末世，政治腐败，礼制失控，就会出现僭礼败度的景象，也不乏有愤世忌俗和离经叛道之论。但是有价值的命题并不一定都有启蒙的意义，凡是启蒙的必定具有民众性和社会性。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性的思潮。

要说忠君观念，自有君主以来就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在先秦，忠君并不是最高信条，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圣君无为”与法家的“尊权重君”，都作为不同学派的政治学说，互有消长。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后，朝纲独断，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切听命于君主，“尊权重君”才取得绝对优势。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忠君又予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论证，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三纲是天意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忠经》一书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把忠君与尊天、敬祖融为一体。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既是人间的至尊，又兼有天子之贵，族长之荣，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从而成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这才系统地建立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伦理体系，忠君自此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

从秦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学的一切手段树立对君主的绝对迷信和盲从。明代是皇权统治最严酷的一个王朝，朱元璋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措施，包括收回相权，大权独揽；肆意删节《孟子》；屠杀功臣；兴文字狱；不准宦官、外戚干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专制王朝。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皇帝的权威推到极至，君主不论是昏是暴，是白痴还是幼儿，为臣的只能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不能说一个不字，任何对君主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甚或破家灭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尽忠，对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然而，这种情况到万历中叶以后，出现急剧的转变，由于神宗踢开官府敛财，直接委派宦征收地方税收，引起官员强烈的反抗，在全国掀起反对矿使税监的城市民变。在这期间批评、抨击皇帝的奏疏连篇累牍，仅在《神庙留中奏疏》所见，就有数十篇之多，载于《明史》的也屡见不鲜。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臣观下数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根总在货利一念。”又说:“陛下驱率虎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工科给事中王德完指责神宗:“(皇上)祗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元之死生。民何负於君?而鱼肉蚕食至於此极耶!”有的直指“皇上嗜利心滋，布满虎狼，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掘冢剖棺，抵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锱铢佐国。”大理少卿李三才数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并警告皇帝说:“天人共愤，大难将作。”“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神宗三十年不上朝，创下中国历史之最，官员对其极为反感，给以无情的揭露，御史冯从吾说:“近颂敕谕，谓圣体违于，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於宫，声闻於外。陛下每夕必饮，仅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有的历数皇帝犹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宋徽宗等六大昏君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有的痛斥神宗“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官僚士大夫以批鳞为荣，或以抵牾执政博取清流的美名。《国榷》以“批鳞君子”称誉敢于抗上的人士。由此可见，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疏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客观上成为与皇帝离心的力量而汇入社会性的非君思潮。

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王世贞的《鸣凤记》，用戏剧痛斥严嵩父子，揶揄到先帝嘉靖；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

讽谏帝王并非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僚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对皇帝劝谏，指出皇帝的某些过失，唤起皇帝励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许可的行为。像这样抨击君主成风，直闹到街谈巷议，连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这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