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请平民进入史书

2000年1月1日在北京的九华山庄召开了全国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年份，可对这一年的研究却姗姗来迟，历经半个世纪才有了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会议的时间又安排在千禧年的元旦，在步入21世纪的第一天，回顾20世纪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感觉?如果这一年又在国史、家史和个人的生命史上铭刻着深深的烙印，甚至是一生的重大转折，那沉潜在心灵深处的情结，随时都有可能扬起情感的波涛。在这次会议上，两位学者意想不到的相逢，使与会者深深地受到感动。

这事骤然看来，也许有点偶然。50年前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的年代，一名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硝烟迷漫的战场，从台北奔向大陆；与此同时，另一名东北大学的学生顶着连天炮火，从大陆赶往台北师范大学就读。丙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几乎在同一时刻，作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先后成为台北师范大学的校友。谁也想不到的是50年后竟然在“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不期而遇。当初从台北奔向大陆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从大陆远赴台北的是日本爱知学院的教授水明富先生。而对他们穿针引线的，则是出生在台湾的台北师范大学的年青校友，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当白发苍苍的龚教授和水教授，同时站在讲台上热烈拥抱的时候，那50年前志趣各异的追求，背道而驰的行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立足点，都已化作过眼烟云。人们常常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那些捐弃旧嫌，握手言欢的朋友，可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时势促使他们站在相互对立的一方，历史的机缘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为1949年中国的历史巨变欢叙一堂，两位历史学家成为同一年度的历史见证人，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难得的佳话。

生活的真实，比虚构的小说、戏剧更为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在关键的年代或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某件事变、某个人物，某种遭遇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民族、社会的共同感受和记忆。两位教授传奇般的经历和相逢是千百万同胞中的一例，可这一例表明，同为炎黄子孙，任其天各一方，信仰各异，也不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共同的文化血脉又使彼此相互吸引，声息相连。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力量，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区域的隔离，使历史形成的隔膜遂渐淡化而至消解，这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他们都是一介书生，论其经历，没有驰骋疆场，跻身政要，也没有前呼后拥，高官厚禄，唯其平民性，才更贴近大多数民众，为民众所理解。以平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际遇，不仅比史学教科书生动，也比种种说教更多的留给人们一份启迪和思索。新世纪的史学，不仅要继承前人的遗产，继续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更要有视角下移的胆识，充分反映各种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史学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纵横编织，才能谱写一部中华民族的全息史。古代治史的局限留下诸多资料的残缺不全，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平民的踪影。当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补充既往史学的不足，让更多的人群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那些生动、鲜活的经历，是谱写现代史取之不竭的资源。

请平民进入史书，必将给史学开辟一片灿烂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