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此事发生在偏僻的农村自不奇怪,谁又能想到,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也有类似的事件,与明目张胆地杀害不同的是,有了文明的外衣和虚伪的方式,而且时间提前了十年,这就是发生在1958年上海的秋天,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运动“,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要把阶级敌人统统消灭或赶走,但这又是“不是运动的运动”,因为这件事并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更不是全国性的动员,这是出自上海柯庆施主政时一手策划的事件。1958年当全国都沉浸在“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美梦中时,柯庆施在上海大讲特讲,到共产主义上海每天要向每人供应多少牛奶鸡蛋,每家都有四世同堂的住房等等,殊不知在这娓娓动听的背后,正图谋对上海的“阶级敌人”及其“残渣余孽”斩草除根,以造就“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举动牵涉数万之众,又造成多少人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之所以成为这件事的见证人,是因为在我的周围有两个受害者,一是我的同班同学陈城,他的父亲是右派,被通令连同她母亲要在一周内离开上海;另一个是我的亲戚上海一名菜场职工刘聚霞。前者拖延了出发日期,不久即不了了之,据说这是因为上面制止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才得以侥幸逃脱这一灾难;后者由于响应号召,及时出发,并由于我的参与,肇成二十多年冤沉海底。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天真幼稚,多年紧跟党的步伐已经成为习惯,我的不幸也在于此,用党的教育改造自己也异化了自己,从活泼泼的个性变成俯首听命的驯服工具。当刘聚霞告诉我她作为五类分子的家属被通知离开上海,同时也被里弄的动员所感召,以为到西北参加工业建设,从此摆脱五类分子家属的帽子,堂堂正正做人而高兴。在这忧喜交加的情况下,征询我的意见,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响应党的号召。后来再一思量,一个妇女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到举目无亲的大西北,能生存下去吗?当我带着犹豫准备再找她商量时,她已举家北迁了,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慢慢地在我的印象中也已淡忘了。二十四年后不期而遇,突然见到她,看到她竟然苍老得像八十岁的老人就很吃惊,更为她非同寻常的磨难和经历而震撼,为此我深深自责,如果当初劝阻她一下,哪怕等一等哩,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家人的不幸吗?这一家是六条生命,二十多年在刀山火海中煎熬,这里也有我的罪过,因此我暗暗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哪怕头破血流在所不惜。为此,我从北京跑到上海,从走访基层到上告中央,一度求告无门,1982年我给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写了一封信,如今我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是为了让今日的读者了解在这“红彤彤大上海”的后面,一个受难者的经历: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为一个老实、善良的劳动妇女申诉,她不幸的经历使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深为不安,希望党的政策能照亮这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她在这个角落里含辛茹苦地生活了二十四年。
这件事也许不是你老人家或中纪委份内应管的事,但我不忍一个双目已快失明的老人申诉无门。二十三年前,你为中国人民的危难仗义执言,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至今我仍然怀着深深地敬意恳请你为一个人,一个最不起眼的劳动妇女说句公道话,使她艰辛的一生有个光明的结局,让她在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安宁地离开人间。
她名叫刘聚霞,解放前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本份的小商人,1949年因不堪忍受国民党溃兵的敲诈,稍示违抗,便惨死在反动军队的枪口下。留给她这个28岁年青寡妇的是4岁、3岁、2岁和待产的4个幼儿,从此她领着孩子离开家乡镇江,流落到上海棚户区。建国后她成为上海闸北区热华菜场的营业员,以她菲薄的工资维持五口之家,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找个生活的帮手,不得不考虑改嫁,经人说合,与上海合兴制缸厂的职工吴浩荣结合,婚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得知,这个人曾因隐瞒上尉副官的伪职,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5年(后病死)。她的再醮原是想抚养幼小的儿女,不幸的是这个后夫留给她的,是又增加一个襁袍中的婴儿。命运是这样的不幸,又能给她多少指责呢?
她只能自叹命苦,独自支撑起更为艰难的生活重担,在菜场她担菜进货,沿街串巷叫卖,回到家里操持6口人的衣食,日日夜夜像个转驴一样劳碌不息。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来了,吃饭不要钱,大家都吃供给制的宣传,激起她改善贫困生活的幻想,强烈地渴望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她更是舍身忘我,豁出命去干。这年11月,她住处所在的派出所和菜场通知她去兰州支援建设,动员报告讲得多么动听:“甘肃生活很好,水果掉在地上也没人吃,去那里干3、5年仍旧回上海。”会后又明确告诉她属五类分子的家属,是迁徙对象,不走也得走,希望她识相,带个头,并要安排她任带队的队长,表示对她的信赖。这对一个老实、善良的妇女来说,领导的话就是指令,到兰州过好日子的向往,又给了她强烈的吸引,她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报了名。从动员到出发只有4天,既不是离职、退职,也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用,就这样拖着5个孩子,小的3岁,大的不满13岁(原已被上海艺宣扬剧团录取为艺徒,参加演出,这时也被强制迁走),连哄带逼,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开往大西北。谁知车过兰州,不准出站,又继续西行,同车厢的有34户,纷纷质问护送人员,为何不在兰州下车,回答是:“兰州名额已满,改到别处了。”就这样用火车、汽车、牛车一直送到沙漠地区黄渠公社,才亮出底细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简直是睛天霹雳,弄得她目瞪口呆,同行者中有的哭成一团,有的要以自杀抗争,有的不服这口气,到城里找护送人讲理,这又谈何容易,茫茫大戈壁,没有交通工具,步行迷了道的,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有的全家倒在沙漠深处。她们一家连行李也丢失了,因为行李本是寄往兰州的,岂料未在兰州下车,更无人过问她行李的下落,就这样一个38岁的孤身女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随身只有两条被子,就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荒原上。
她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苦撑苦熬,又像转驴一样在西北高原上劳碌不息。冬天,冻开裂的手露出带血的骨头,不停地挑沙、积肥;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150多斤,远远超过她自己的体重,在风沙中奔波;烈日当空,烤焦了皮肤,晕到在地里,醒来后依然片刻不息。她用顽强的、超常的劳动获得劳模的称誉,出席过县的劳模会议。但是就这样也填不饱肚子。饥饿的年代到来了,同去的100多名上海人,饿死了三分之一,她带着孩子吃树叶、啃树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濒于死亡,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同去的上海人,有门路的,一户一户离去,返回上海的,迁往原籍的,进县城的都走了,就剩下她一家,这最困难也最勤苦的一户。如今艰难的岁月已经使这61岁的老人过度地衰老,牙齿全落光了,双眼快失明了,像是一支残烛,熬尽了灯油。她本人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任何运动的打击对象,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她无反可定,现在也无反可平。难道仅仅因为后夫这个短暂的婚姻关系,就遭受24年的惩罚,株连前夫的子女,直至万劫不复!她也是国家的正式职工,能这样不经任何离职、退职手续,被抛弃到万古荒原而置之不顾,至今连申诉也无人受理吗?
我义不容辞地为她申诉,也为了尽一点小小的私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亲戚,重要的是我良心上的负疚。当初在她被动员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到西北去,那时的我,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大学生,没有对她的情况进行清醒的分析和劝阻,后来音信全无,隐隐悔悟对她的失言,有可能给她带来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20多年后,再见到她,为她的苦难和无辜深深地震撼,也为她毫无怨尤地抚育了5个孩子而油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善良、勤苦的老人啊!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对待她呢?1979年她向上海原单位、派出所和上级领导多次申诉,希望对她的错误政策也能反正过来,落实到她的身上,当地的大队、公社也很同情她的境遇,主动帮她与上海联系,但是上海的这些单位,扯皮、踢皮球、推诿责任,甚至不耐烦地对她加以训斥。请这些同志看一看她的经历吧,能这样长久地欺负一个老实善良的苦命人吗?
1958年政策中的失误,给她们孤儿寡母,带来多大的灾难,非人所能忍受的困难,她都默默承受了,作为共产党员能够无动于衷吗?如今普天同庆拨乱反正,什么时候落实政策的甘露才会落到她的头上?!
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老人,并不强求国家之难再返回大城市,只是要求两点:补办退休手续,恢复她应得的退休职工的待遇;就近安排她到县城,或者迁回原籍,或落户到上海郊区。这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要求兑现政策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职工应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众多的落实政策中,这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可对于她苦难的一生,正是像盼救星一样,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她行将摘除眼球,有生之年已经不长了。而我,她这不幸事件的见证人还健在,我有责任为她申诉,即使她已不在人间了,我还要为她申诉,直到有了公正的答案,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共产党员的良心和中国公民最起码的正义感。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我不得不求助您和中纪委的同志主持公道,打扰您了,请您能谅解。
衷心地祝福您
健康长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志琴198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