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重勘乾嘉考据学

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的主导学术，乾嘉考据学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也成为通向近代学术的桥梁。但这一章却无疑很难写。它要求研究者稔习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所需翻检查考、披览审读的线装书之多，足以让今日讲求“速效”的学者们望而遁逃。事实上，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也是极为薄弱的，特别是相对于这门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甚至看不到一部专门以乾嘉考据学为整体对象，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和宏观把握的系统专著。有之，则自漆永祥著《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始。

《乾嘉考据学研究》是一部功底扎实、苦心探研、颇多创新的学术论著。它不仅在厘清“考据学”内涵的基础上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勾勒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面貌，而且在其成因、方法、派别划分、考据学思想以及成就得失等诸多方面，也都作出了颇有新意的论析，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意见。

如关于乾嘉考据学派别的划分，该书的观点就颇引人注目。近代以来，学术界长期沿袭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多将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或分为吴、皖、浙东或扬州三派。而作者认为这种以地域或籍贯为主要标志的划分法，既无法涵括对乾嘉考据学贡献殊多的大批北方学者在内，也不能反映学者间清晰的师承关系，在派别隶属上复造成相互错出、矛盾重重之弊。基于此，该书一以学术特色为依归，参考其师承关系和籍贯等因素，大胆作出了重新划分,即将其分为惠栋、戴震和钱大昕三派。在对三人的学术渊源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再对三派人物归隶、治学方法和治学范围等特点加以比较探究，由此修正了学界多年流行的一些传统结论。虽然，这种重新划分的三派说究竟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可，尚不敢妄测，但笔者以为它确属作者沉潜深研乾嘉学者的结晶，较诸此前的各种其他分法，显然要相对合理。

书中对惠栋、戴震和钱大昕三人考据学的论述，则是“以人见派”性质的研究。它主要针对前人论述不足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对惠栋《周易述》系列著述进行的考辨，纠正了时人和近今人的诸多误解；对戴震古声学和算学研究的探析，多发隐抉微，新人耳目之处；对钱大昕诸学的深究，于分门别类中揭其联系、探其得失，在与惠、戴二人的比较中见其“既不盲目崇汉，也不勇于求是”和重“史学考据”的鲜明特色，并注意阐明其治学意义和影响。实际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作者将钱大昕别立一派的慧眼特识，它的确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乾嘉考据学。

考辨乾嘉考据学兴盛的成因，是该书的又一着力之点。在这方面，作者的观点也令人深思。该书认为，以往人们夸大了“清廷的文化高压”对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学术与政治扭结而导致的结果。究其实，禁书与文字狱对乾嘉考据学的兴盛虽确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学术发展的固有取向或扭转学术以其自身内在规律的演进，故它不是乾嘉考据学发达的主因，更不是其唯一重要的原因。与此相关，作者也不同意前人认为乾嘉学者是在钻“故纸堆”以寻求避风港的说法，甚至还苦心孤诣地专门论述和表彰了乾嘉学者直面人生、关注社会的用世精神。在作者看来，先辈和时贤之所以将文字狱对乾嘉学术的影响“想象”得过于强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本质上视乾嘉考据学为“畸形怪胎”学术，视乾嘉考据学者为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的“僵尸”，而这种根深蒂固的陈见是极不利于认识和评价乾嘉学术的。因此在该书中，作者明确采取了与之相反的论述立场，即在本质上视乾嘉考据学为中国学术演进之必然结果的“正常学术”。

不过尽管如此，该书与余英时先生倡言、近年在学界颇为盛行的所谓“学术内在理路说”仍有分歧。它虽赞成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去探寻乾嘉考据学的主因，却并不同意其乃宋明理学直接发展蜕分所致，而是认为重“考据”与重“义理”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两种解释方法和为学途径，自汉以来便分歧并存，此兴彼衰，一伏一起。就乾嘉时期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的变化发展来看，考据学本身自有其内在渊源之所在，其学术本身内部理路的发展到清代已基本具备了再次兴盛的条件，无须外觅而他求。即以宋、明学术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而言，不容忽视的主要是宋明考据学，而非宋明理学，后者与清代考据学并无太大关系，不宜过分强调。此说的确不无道理。余英时在论述清儒同宋明学术的关系时，曾谈到明代中后期的王阳明等人，而对同一时期尊汉儒、重考据的那些学者，即与后来的清代考据学有极为密切关系的杨慎、归有光、梅鷟、胡应麟、陈第、方以智等人却少谈甚至不谈，这当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