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

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生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者、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只是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直到五四风暴平息后的8月8日，他才将此信正式递交给北大校方，促成了辜鸿铭老师的“下课”。这样一件与五四运动有密切关联的文化趣闻，不久前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黄兴涛教授在检读北大历史档案时发掘出来，并作出独到的解读。恰逢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刊发此文，或许就如启开一壶陈年老酒，让广大读者从这段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五四”故事中欣赏到特别的“酒香”。

最近，笔者有机会得见北京大学所藏的一件档案，题为《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信中对辜鸿铭任教的英诗课大加非议，并建议学校取消其授课资格。因过去从未见人提及此信，而胡适和罗家伦等知情人和当事人在事后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又显然是有意地回避和隐瞒了此事，所以个人认为若将此信内容加以披露，对我们了解五四时期的北大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思想界的新旧磨擦都有意义，而且还可增加对辜鸿铭这位“文化怪杰”在北大的英文教学情形、他当时的实际处境以及罗家伦等“新青年”意气高昂、自以为是的精神状态的了解与感受。

一、罗家伦“上书”及其背景

在北京大学档案馆中，这份保存完好的当年北大学生的“上书”档案，既有标题，也有封皮。案卷号为BD1919031,立案单位为“校长办公室”。其正文如下：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奈）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谩）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哪）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学生罗家伦谨上五月三日此信并可请校长一看。

《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片段

罗家伦此信写在14张“国立北京大学用笺”上（5月3日所写10张，8月8日补充4张）。

该信最初写就的时间，是1919年5月3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天。作为北大“新青年”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的行为，自然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那场爱国政治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联想。它本身又可成为罗家伦后来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所认定的前者为后者“基础”、后者反过来又扩大了前者“势力”论的小小佐证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教务长是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英文门主任乃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罗家伦1917年进入北大英文门，很快就与傅斯年等一道，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特别是与胡适等极为接近。这封信就是直接写给马寅初和胡适的。

辜鸿铭此时为胡适在英文门的同事，他进入北大英文门的准确时间目前还难以查出，但肯定比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出任北大校长要早。严格说来，那种认为辜鸿铭进入北大是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直接产物的流行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他不过是蔡氏办学原则容忍的对象，即被续聘而已。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辜鸿铭进入北大英文门当不会早于1914年，也不会晚于1915年9月。有学者称，早在1903年辜鸿铭就曾“加盟北大”，且任副总教习。此说恐怕靠不住。但这一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在京师大学堂的档案中，确有两份电报存单，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发给湖广总督端方和两江总督张之洞，请他们催促其部属辜鸿铭来京就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一职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3年2月22日前后。前者写道：“武昌端制台，大学堂奏派辜员外汤生为副总教习，祈（速其）来京，盼切。熙、庆。”后者写道：“南京张宫保鉴，辜君鸿铭精通西学，早蒙识拔，钦仰尤深。刻学务需才，已奏派副总教习。请趣早临，无任叩祷。熙、庆，艳。”不过，查阅现有的各种记载，当时的辜鸿铭应当是并未到任。那时，他高自位置，可能还没有看上这个职位。到了民国初年，他张扬地以遗老自居，穷困潦倒也不肯趋时，其就任北大英文门教授，恐怕多少也有为生计所迫的考虑。

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派领袖陈独秀、胡适等在校长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虽引领风气，应者如潮，却也遭到辜鸿铭、刘师培等北大旧派人物的抵制，并引起一些对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对儒家传统仍深怀依恋的新派人士的反思。1918年6月，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翻译发表《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对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一书在西方引起的反响进行报道和评论，同时表达用儒家传统“统整”现代西方文明的意向，结果遭到陈独秀等“新青年”阵营的猛烈抨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指责杜亚泉与主张复辟的辜鸿铭为“同志”。杜氏也为此进行了辩难。这样，1918年秋至1919年初，在新旧阵营之间，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就趋于白热化程度。

1919年3月间，不满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斥责其所卵翼下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是“人头畜鸣”。蔡元培则回敬《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维护新文化运动。其复函有言：“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所提到的教员必是辜鸿铭。不过，蔡元培函中流露的那种不同情辜氏的反复辟之政治标准既已彰明，其著名的“兼容并包”主义如果不是新派自我保护的挡箭牌，又到底能实行到何种程度，或者说能坚持多久，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