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包产到户在摇篮中被扼杀

进入80年代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得到肯定，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载入史册。但是，非经历者则难以置信，“包产到户”1956年刚刚出现，次年便惨遭扼杀。罪名是“反社会主义”的“包着糖衣的砒霜”。

多点试验：“燎原经验”星火燎原

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为了加快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断然地错误地批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惊人的速度过快发展。原本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结果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再加上我国高级社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公有化程度过高，组织规模较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等。对这些问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作出了对其进行整顿的部署。

在整顿高级社中，农民都在摸索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农村部记者燕凌(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浙江省永嘉县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的特别注意。

李云河原名苏凤庭，老家山东，因家穷9岁过继给李姓。他15岁参加革命，1948年随军南下，24岁当了县委副书记。他看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随即请示温州地委农工部郑嘉顺部长，要求根据报纸精神进行试验。郑嘉顺部长考虑再三表示：“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根据这一意见，永嘉县委于5月选派了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雄溪乡燎原农业社，试验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地、产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永嘉县委对这个经验非常重视，于1956年9月6日，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千人大会”，部署多点试验。尽管讲的是“多点试验”，但由于这一责任制形式受欢迎，燎原社经验在全县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短短两个月，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温州专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已有1000多个农业社，包括178万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的15％左右。

包产到户第一次出现便效果明显：它责任明确，提高了劳动质量；它方法简便，减少了社队干部派工计工的繁锁工作；它使社员有了一定的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它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

永嘉县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集体”并不一定都是先进的。他作了这样的比喻：“在浴室里洗澡，是几十个人“集体”洗大池先进呢?还是一个人洗盆浴先进?种田，是几十个人集中在一块地里“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人开拖拉机耕种数千亩土地先进?是一个农场几万人“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农场只有几个人采用机械劳动获高产先进?(见《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包产到户”这一事物一出现，争论便随之而来。这不仅有当时实行中多不完备的因素，更有思想认识不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