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58年为何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