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领袖毛泽东自小熟读古书，从《孙子兵法》到《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都自小诵读。毛的母家文氏是读书人家，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向表兄文咏昌借阅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且放在家中读了很久。郑观应很早就提出“商战”，在自序中郑氏说：“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听过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湖南人魏源作的《孙子集注序》。魏源是鸦片战争时和林则徐一起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贤，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对后代人影响深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门课，作了详细的课堂笔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兵书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6月26日毛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就湖南响应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帝制，首先宣布独立一事作评论：“……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其“地有所必取”等句，即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原文是“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所论战局时事说明青年毛泽东独具慧眼，那时的毛“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孙子兵法》军事战略观点分析了当时湖南独立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成败之枢纽”作用。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南北军事之要冲，为云贵蔡锷南军北进之必取，亦为袁世凯北洋军所必守，湖南倒向护国军宣布脫离北洋政府而独立，对云南蔡锷来讲，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举国反对声中，袁帝制不久即轰然而垮。
据毛的秘书也是湖南人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典，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青年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都十分佩服他们的湖南老乡“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现存1917年8月23日毛致同乡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又在多次场合讲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是消灭太平天国用力最多的人，称赞多于贬抑。《曾胡治兵语录》的编者蔡锷是湖南人，他辑录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的一些治兵言论，编成语录体兵书，用作云南讲武堂教材，其学生中就有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曾、胡也都是湖南人，李锐说：“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
近代湖湘兵学是以曾国藩治湘军为主要内容，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并加了不少按语，上引《孙子兵法》，下述自己的见解。而作为儒将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将士灌输儒家意识形态，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蔡锷就十分推重曾氏“带兵如父兄带子弟”的思想，后来的国共两党治军，也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其影响并加以运用。蒋介石就十分看重《曾胡治兵语录》，不仅将其印发为黃埔军校教材，而且亲自增补了“治心”一章，而所谓“治心”，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于1943年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又在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重印。蒋介石增补的《曾胡治兵语录》，能在反蒋气氛浓烈的共产党管区出版，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的重视和喜欢这本书有关，沒有毛的首肯，此书能出版确乎难以想象。
（二）
毛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没有翻译出版几本马列的书，毛的外语能力尚未达到通畅地阅读原著的水平，而外文书当时更是踏破青山无觅处，到延安后才“逼”着研读马恩列斯，而当时也仅是将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列主义的教科书来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条件博览群书，但人们发现他读得最多的仍然是古旧史书，毛并要求许世友等将军们阅读《红楼梦》，自己读“二十四史”时写下了大量眉批笔记，西方典籍之于毛泽东则兴趣不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硬是要割断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思想的联系。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袁刚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