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支那”一词的近代史（三）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过来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他和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抨击《湘报》好用“支那”、“震旦”等词的为文现象。不过，他们对“支那”一词的反对，是同笼统反感一切新名词的顽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就“支那”一词而言，其意见未尝没有合理之点，但由于其所述理据不足（当时还不知此词在日本已开始具有歧华意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们在戊戌时期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省。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尽管他还没有放弃使用“支那”一词，但在写作史书时，却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他写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前述孙宝瑄反对梁氏使用“中国”自称国名，即是明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涡），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第一盲从难怪）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他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他尤其厌恶日人对于“支那”二字的读音，怎么听都觉得恶意丛生，因而他解释说：“支那，倭音读西那シナ，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俗称东西）之义，又与ヒナ音相近，释雕泥木偶也。”诚如实藤惠秀所言，王拱璧关于“支那”读音含义的具体说法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对于日人包含了轻蔑感情的“支那”和“支那人”语调的强烈反感。

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此时中国人自己，则更无理由再自称“支那”）。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照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以及中日双方民族情绪的对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与此相一致，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中公开歧视华人的词汇，也都同“支那”一词一样，逐渐地走向消亡或改变原义。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