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支那”一词的近代史（二）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又称磁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

黄遵宪的具体解释中显然有未必妥当之处（如对“夷”字的辩解），但他主张以“华夏”为中国国名的态度却是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