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支那”一词的近代史

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这是一个曾令中华民族感到过耻辱和痛苦的名词。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