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囻”字漫说

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历史学院副院长。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1965年3月出生。1982－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近代社会史、思想史。著作：《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文化怪杰辜鸿铭》（台湾修订版改为《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合著）等多部。

“囻”之一字，从前不认识，甚至从来未见过。《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词4万多个的《康熙字典》里也找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此字，是在冯尔康先生2000年发表的题为《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的长文中。冯先生看过大量的族谱资料，他告诉人们，传统人家的堂屋里，神龛牌位常书写“天地君亲师”五字，但进入民国以后，一些家庭却改作为“天地国亲师”：“君”改成了“国”，表示不要皇帝，而崇奉民国。他特别强调说：“还有将‘君’字改作‘囻’字的，不知何义，可能是说以民立国吧”。冯先生从观念社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这个“不知何义”的“囻”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不过当时，我暗自猜度，这个“囻”字大概是某个家族的主人或家谱族谱的编写者忽发奇想、灵机一动而偶然创造的杰作，碰巧被冯先生见到也说不定的。

但一年之后，我否定了这一猜测。因为从民国初年的报刊中，我也同样看到了“囻”字的公开使用，并且意思相当明确，使用十分自觉。我所见到的，是中国社会党的专刊《社会世界》。它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也即中华民国刚刚诞生几个月之后。在该刊的创刊号里，“囻”字随处可见，确然就是“國”字之意。刊物的编辑明显是起意要把“國”字都改成“囻”字的，如“中華民國”写作“中華民囻”，“春秋戰國”写作“春秋戰囻”。其他带有“囻”字的词组，还有“囻家”、“囻界”、“英囻”、“本囻”、“愛囻”、“囻艰”，等等。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陌生而刺激的“囻”字，实不能不引起对于当时国人心目中“民国”的意义和份量的无限遐思。至于这“囻”字，曾经激起过多少国人对于新生国家的向往和希冀，如今也只能是去诉诸历史的想像了。

一

民初“囻”字的此种使用，大约是针对“國”字的俗写“囯”字而来。它首先与中文构造的那种会意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國”字本是会意字。《说文解字》解“國”曰：“邦也，从口从或”；解“或”字也说其为“邦”之义，从口从戈，以守邦土。然而会意字一旦产生，在流通和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部分字形符号由于出现新的意义或新的写法，又有可能使人在识读时产生新的“会意”，甚至还有人会因之作出人为的改动。“國”字的古体之一“圀”字的诞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据《正字通》记载，唐武则天掌国时，“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请以武镇之”，建议将“國”中的“或”字改为“武”字的，但不久又有人进言：“武在口中，与困何异”，认为将“武”困在“口”内并不吉利，于是，武则天最终还是选择了把“或”改成“八方”，造成了一个新字——“圀”，以表明其合法掌有四海的尊崇地位。所以，《玉篇》就说“圀”字乃“唐武后所作”。不过，此字昭示天下之后，却未能流通开来，只是徒增了一个武曌故事而已。

“國”字的“正字”地位虽不曾动摇，其“俗写”之字却不一而足。其中，“囯”字又是各种俗写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正字通》就解“囯”为“俗國字”。“囯”字的产生，可能与“國”的草书有关。其在宋代以后已较为流行，笔画较少和写作方便应是原因之一。如今的简化字“国”的由来，恐与此亦不无关联。当然，这其中也还存在着另外的因素。北宋以后，专制王权不断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顶峰。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国自然也就是“王国”、“君国”和“帝国”了（传统的“帝国”一词非empire）。从这个意义上说，“囯”字，倒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国家的性质，因而在专制王朝时代，它也就不言而喻地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也同时就是为什么在封建帝制被推翻，皇帝、君王的存在不再合法的时候，“囻”字又被有想象力的人们创造性使用的原因：“民”与“王”相对，成为国家的主人，国由“君”、“王”、“皇”的私产，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公产，也即“國”由“囯”变成“囻”。这种会意的转换，实在是很自然的。

必须指出的是，“囻”字虽在民国初年一度被人较多使用，却并非当时中国人所新创。该字至少在辽代以前，就已经产生，而且本身就是“國”的俗写字。只不过此字长期未见流通，少有人识罢了。辽人释行均在《龙龛手鉴》里，列有“國”字的五个俗写，其中就包括有囻、圀、囯三字。但“囻”字究竟缘何而来，其造字之初有何意图，如今已是难得而知。从字形上大胆“会意”一下，或许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邦国拥有“广土众民”之义；二是《书经》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旨，即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归根结底都仍逃不出“为君王谋”的实质。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观念有着根本不同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国粹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编《中国民约精义》，陈天华等大赞孟子“民贵君轻”观念，在清末时对于国人接纳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产生积极影响，就是证明。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上述对“囻”的传统内涵理解成立，那么该字也未尝不可说曾成为儒家的“小传统”与近代政治良性互动的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符号。

二

在清末，先进的知识分子真正在近代意义上重视“民”的地位，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民主观念的传入，及其与清廷不断丧权辱国的残酷现实强烈刺激之间的一种互动作用。甲午战败后，主战派张之洞、易实甫等帝王忠臣，激于义愤已敢于直批龙鳞，发出“皇上、皇太后有畏倭之心”、以至“割地弃民”这样的“大不敬”之语，维新派人士严复、谭嗣同等，更是由此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度进行激烈的抨击，指出其终将必然消失的历史性，甚至痛诋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他们意识到并强调，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作为君王奴仆的中国民众与作为“国家之主”的西洋民众两相搏战，要想取得最终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在严复看来，正是这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制度的优越性，使得西方“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不过，戊戌维新派及其日后的立宪派，虽都看重“民”的地位，却并不主张立即在中国废弃君王，他们基于对所谓民智、民力、民德“程度不足”的认知，盼望中国实行“君民同体”、“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主张废除帝王之“民国”概念和理想的提出，乃是革命党人的创造和发明。实际上，“民国”一词，最初就是向往美国共和制度的孙中山等人，对“REPUBLIC”的中文对译。1894年兴中会纲领中译为“合众政府”。1903年，孙中山已经提出、后来又成为同盟会纲领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政纲中，其“民国”一词也是“REPUBLIC”的对应概念。20世纪初年，还有人直接将其译成“共和国”的（如邹容）。1905年发布的《同盟会宣言》里，“建立民国”一条下清楚地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可见，所谓“民国”，指的正是根除皇帝世袭制、采取总统选举制的“共和国”，而基于此的“中华民国”理念，也早在1905年就已明确提出了，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临时被决定为新兴国号的。

“民国”概念的提出和政体的确立，实成为民初“囻”字得以在社会上被人热衷使用的直接动因。“民国”概念里的“民”，当然不再是所谓“臣民”，而是指称现代意义的“国民”和“公民”了。在革命党人看来，由“国民”组成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国”。正如1905年，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郑重指出的：“何谓国民？------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所以国民对于国家，必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也必要担任国家的义务”。不过，至少在1906年以前的革命党人中，这“国民”里是否包括“皇帝”在内，也还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前引陈天华的《国民必读》里就认为：“国家既是国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长也不过国民中一个人”，似仍未将“皇帝”排除在“国民”之外。在这一问题上，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真正划清界限，还是稍晚的事情。这还不包括“国民”范围所必然涉及的“民族”问题在内。如果谈及“国民”与“民族”两者的关系，那么革命党人的有关认识，恐怕还要到民国建立后才得以最终成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可以说至此，“国民”的内涵方才变得更为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人们谈“民族”一词时，很容易避开“三民主义”的思路和束缚，离开当时的语境。其实，重视“民”及其“国民”组成的共同体，也是“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换言之，在现代汉语新生的“民族”一词中，除了种族的意义之外，平等的国民、公民共同体的现代性内涵，当初也并非完全没有涵括和反映。如1911年11月12日，伍廷芳在《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中就说：“今者吾民族振臂一呼，群而争自由，于是纷纭尘扰，奄奄将亡之王族朝代中，实有一种自由而开通之民族崭然发现，此即吾全国四万万人之民主精神也”。这里，将“民族”与“王族”自然相对，如同将“民国”与“王国”、“君国”对举，实在是微妙而意味深长的。

三

民国初年，在自觉使用“囻”字的人士看来，帝王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社会上认为国“固然不可无民，更不可一日无君”者，仍大有人在。如深受西学教育的辜鸿铭，就强调当时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都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社会土壤，由此可见一斑。而“民国”的观念和制度，也正因此而显得更为珍贵。今天的史书在谈到民国初年的历史时，常常爱说“中华民国实沦为了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之类话。实则，即便是纯粹沦落为“一块招牌”，它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对于这一“招牌”的作用和功能，迄今为止，史学界尚远未给予足够的认知和揭示。

也许是民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太多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下进行的缘故，如今的人们对于“民国”、“民权”等近代新生的政治概念的历史价值，不免太过看轻。诚然，在缺乏民主传统和现代经济基础的国度里，“人民”、“民权”等概念的流行及其“霸权”所向，确有可能导致走向其理想的反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但这些概念所带来的良性历史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进步追求和实践，一言以蔽之，所参与造成的复杂历史进程，又岂能一笔加以抹杀。这，或许就是今人如我者，在见到民初国人使用“囻”字之时，浮想联翩，愿意“正面思之”的原因之一。

“囻”之一字，民初时虽有人一度有意识地加以使用，且在今人看来甚为昭彰眼目，但最终却也并没逃脱“未能流通开来”的命运（未流通，也不等于后来就无人续用）。这可能主要是语言文字自身的问题。既有“民国”，何需“囻”字？两相重叠，实属自扰。况且这里还有一个“國”字早已为人们所长期习惯性使用？实际上，在笔者所见到的《社会世界》创刊号上，内封上题写“中华民囻”，而外封上却依然保留了“中华民國”的字样，其文中更是“囻”字和“國”字交相并用，仿佛是“國”字改不胜改，最后竟连编辑自身也只好泄气作罢、堕入不得不听任“國”字自存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企望当时“囻”字能够传播开来呢？

语言文字自有其自身演化的规律，它一旦产生，便不能完全以人们随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哪怕其缘起是很要得的念头、很宝贵的思想，有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