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六）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负责人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对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汇报中，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我们讲早了不好。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而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其态度不可谓不开明。

1978年5月11日，“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应当包括华国锋。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个别人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砍旗”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的反感溢于言表。这一番话，对着“实践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说是“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