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二）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晖面见叶剑英。熊跟叶讲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心情。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如果说华是“阻挠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释叶剑英“要晚一点”、“要有一个过程”的说法呢？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这倒印证了李鑫的说法：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出来工作。既然要请邓复出，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