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经过“文化革命”，国家百废待兴，不但恢复了高考，也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大约在三十年前，我们一百零八个同学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了复校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清史研究所的同学有杨东梁、赵云田、张羽新、孔祥吉、吴廷嘉（已故）、吴建雍、方雄普，我呢，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当时学制是三年，头一年在校上课，主要是听一些有名的教授（以后才恢复职称评定，那时大家好像也不怎么重视这些名号），包括不少外校老师开设的专题讲座。通过外语考试之后，第二学年就开始查阅资料。我的目标是四川的几百部地方志，跑遍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故宫和其他高校的图书馆，有的同学则一头扎进了档案馆里。查资料用去了整整一年时间，最后一年则用来写作论文（留出空间让同学自己成长，这是和今天很不一样的）。

毕业以后，同学们大多离开了学校，孔祥吉和我留在清史研究所。几年后他去了美国，没有回来，我竟然成了清史所的“大师哥”。

因为清史编纂的关系，清史研究所重任在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像是科学院，而不像是大学。这给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虽也非尽人为。据老教授宋涛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初（他曾任校部委员），国家就有意修清史，而且就属意于人民大学了。再加上六十年代台湾修史的刺激，于是趁人民大学复校之机，“清史研究所”终于成立。其间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见识了不少（现在的“大清史”已经不是第一轮）。

我最喜欢的是，在这里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我们很少上课，记得评讲师、副教授，我都只讲了一堂课（还不如我在美国一年）。到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改变了方针，这样的研究所在大学不复存在，我们也成了一个“系”，“清史系”，无形之中讲课成了繁重的“负担”。

1986年，我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以副教授名义），历时一年有余。回国后，领导希望我在研究所里担任一定的工作，却为我谢绝；尽管美国同仁（如王国斌BinWong）曾如此看好我。日后我在所里日渐“边缘化”，原因却可能并不在这里，而在于1988、1989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如批《河殇》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须也怪不得他人。

记得九十年代在张自忠路有一次全所大聚会，我的老同学都已成了教授，而且一一担任了研究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长等职，只有我一个最没有“出息”。私下里他们鼓励我，坚守位置，为大家作一个学术的表率。

去年，跟老同学在承德大清史会议上再一次巧遇，不料他们全退休了（三十年如一转瞬间）。我是不是也该清点一下自己的“存货”了，——姑且把它称为“求学偶得”，——这么多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之一，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论点，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此外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之二，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得益于“农村组”非正式的小规模学术交流（记得是在志华家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一念）。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农村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处（参见：“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未定稿》1982∶32；“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对策”，《农业经济情况》1982∶11；“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政府政策”，《农村•经济•社会》第2卷）。多年后，据朋友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那时不相识的朋友，还以为笔者是一个老头子（唐晓峰）。

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当时这一研究还缺少粮政和工业两个部分，为以后所补足，因此能在1985年对魏斐德（F.Wakeman）说：我已“画了一个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它本属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94年系列，因编辑的异见而被推迟一年出版；又于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这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还有很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据朋友说，它带动了一批所谓“政策研究”（夏明方）。

这就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其分类及说明）；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打通了几个领域。也许正如钱穆（这是这个系列里我唯一未曾谋面，又深为心仪的学者）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自然，要达到那一步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我看来，清代的经济政策，具有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例如放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行性道路，而大搞“土地开垦”和“以粮为纲”）。好像这些并不是传统史学所关心的问题，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而是在三百年后，由后人发掘出来。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在经济政策，其二则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于美国访问期间，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随后有人批评我，“把历史说得太好了”，但我却觉得较之历史本身还差得远。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小书继何炳棣（Ping-TiHo）、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王业键（Yeh-chienWang）的开拓性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即清代经济的成就决不仅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垦和农作技术的提高，而在于有限耕地的高水平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交流，特别是跨省区“优势交换”的开展。

不易的是，小书出版时虽遇到不少争议，仍发表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论点的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