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

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

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