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 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

一、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是一个涵盖了好几年的运动，它可大体以庐山会议为界，区分为1958年和1959—1960年两个阶段。本文上、下两个部分就是这样划分的。

1）大跃进的准备和前奏∶

大跃进的准备和前奏，可以说始于1955或56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与邓子恢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2将与大跃进有关的速度分歧追述到那时。1955年中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出面倡导，掀起农村集体化大“风暴”，半年多时间即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在《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并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1956年，发表《高潮》序言，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多快好省”方针，“促进委员会”，“论十大关系”，“冒进”和“反冒进”。

1957年的整风、反右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掉了右倾保守主义；事后毛说，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与右派相距大概五十米远。1956年的国际风波和反冒进，这两件事，都给右派进攻以相当影响。1957年9—10月，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通过四十条，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成为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的序幕。毛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三个东西；并说∶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会上中央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冬季各地以“四大”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投入的劳力从几千万人，发展到一亿人（1958年1月）。7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到∶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将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5月，八大二次会议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成为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路线。

2）大跃进的发动∶

经过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到1958年初，大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12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在今后五至八年内，提前实现四十条，和“苦战三年”的口号。2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毛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利害。5月八大二次会议，将四十条规定的十二年任务，一下子缩短到三年，并把它与超英赶美联系起来，会议还完全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运动。从58年1月开始，中央到地方不断制订和修改农业生产计划，兢相提出高指标。有的省提出五年甚至当年实现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如河南）。到年中，华东地区提出一二年内实现人均粮产1000—1500斤，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当年达到1000斤。到8月北戴河会议，一直在酝酿和制订新的“大跃进”计划。高指标的第一个结果，是引出了浮夸风。浮夸始于1958年年初，夏收时“成风”，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单产2105斤，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几天以后，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单产4353斤。从此，展开了一场卫星竞赛活动。6月14日，毛泽东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18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小麦产量已超过美国；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3日，该报社论说∶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8月12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一个农业社创造了早稻亩产36956斤的高产记录，号称“天下第一田”。198月4日，毛在河北省徐水县，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209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7000亿斤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总产量基本实现了纲要规定的12年的指标。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大跃进进入高潮。头脑热度达到最高点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

3）大炼钢铁∶

先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初南宁会议，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限期超过农业产值。6月，毛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决定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比上年翻一番）。

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由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决定靠“土炉子”，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规定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9月，开始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几千万人，年底达9000万人。大炼钢铁，并不仅是一年∶第一次是1958年9月份开始大搞，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搞，1960年又一年，三年大炼钢铁。

4）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它在这之前就产生了。27先是，毛泽东在《高潮》按语中提倡大社，281957年前后，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大社，但都不很成功。1957年9月中央指示∶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队、大社一般是不适合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生产队的规模应以20户左右为宜。确定之后，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等人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毛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以后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有关部门起草了合并大社的意见，于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后正式下达。其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掀开了人民公社化的一页。同时，继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问题后，国家经委起草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经4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下达。这使农业社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的限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出现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及“农业大学”等，也使中央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早在1958年2、3月间，毛曾经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等人一起谈到“公社”这个名词。5月，陆定一讲到，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到6月间，一些地方遂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并开始尝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实验。1958年6月，陆定一编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语录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7月1日，《红旗》第3期出版，陈伯达提到∶“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同月，《红旗》第4期陈伯达的文章披露∶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最先得到信息的河南等省，7月间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月初，毛在视察中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及“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等，并计划在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31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毛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几年以后，可能产品非常丰富，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又说∶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决议》最后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随后，在9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在9、10月间达到巅峰。7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办起了公共食堂，并予以提倡。11月10日社论指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据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已达到70－90%.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时，集市贸易也被取消。

由于“一大二公”，和以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即是共产主义，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贫富拉平，“共”各种“产”。共产风早在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其他大型公益事业时，即已显露苗头。平调分为国家向公社平调的，公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平调社员的。同时，还刮起了“命令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它们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等合在一起，即所谓“五风”）。

5）初步纠偏∶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偏”，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废除钞票等错误主张。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提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几乎各地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较1953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应首先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毛批评了“共产风”，指出不许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从年底到195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各地进行整社，并讨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和纠正前时工作中的一些“偏向”，直到庐山会议以前。

“纠偏”，顾名思义，就是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而不是带有根本性的那些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需要一次次的反复进行，才可能把问题披露。就好像是剥洋葱头，到最后才能剥干净，问题才得到解决。通过“纠偏”，我们可以把这些层面一步步揭示出来，并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农民反应之间双方的互动关系。但有一些问题，在“纠偏”中始终就没有提到。这也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