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传统经济和它的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1950年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经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著作：《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半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不仅为世人所关注，在今后许多年内，仍将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不断被提出研究。其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讲清，对于那些“当事人”或“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既是内心关切所在，也是一个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此，我们有必要扩大自己的历史视界，从更为长远和宏大的角度来把握问题，以找出其道理所在。这需要我们采取历史学家的立场，与“事件”拉开一定的距离。重视历史的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做事，并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评判，──尽管他可能是不自觉的，──由此而取得的种种认识，无疑是人们行动的根基和出发点。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以至传统经济都存在很大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古人从未对中国文化传统做过相应的总结，特别是从今天的眼光和需要来看；另一方面，在恰好需要这种总结的近百年时间里，人们很多是采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学术方法来看待中国，同时多对本国文化传统抱有成见和鄙弃态度。一句话，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失误”。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这类“错误”，但把它一笔抹煞却是不可能的，也未必是正确的态度。也许正是这一连串的大量的失误和错置，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求更大更深刻更长期的历史原因，即合理性的一面。当然，“错误”终究要得到“纠正”，但在历史运作的巨大步伐面前，人们头脑中的所谓“正”、“误”，似乎也将超出寻常的观念（否则一部现代史里恐怕就只剩下了“错误”）。

不管是“正”、是“误”，对历史传统的了解在事实上成为近百年来人们选择的认知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有关传统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以及对传统本身含义的重新评价，只是到晚近时期才开展起来。也可以说，它多少是得力于对近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经验的感知。因此，它可能仍是时代性的。这是今人与前人的地位不同之处，它也从另一个方面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界。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集体化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双重批判上的。在它看来，传统的小农经济不但技术上保守陈旧，组织上分散孤立，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更使它不能不处于一种既落后又毫无发展前景的境地。这些说法并非是无的放矢，当时人也把它认做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真是这样的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一

在“西方中心论”思想和弃绝传统的态度影响之下，近人对中国传统的最大误解，就是“长期停滞”（涉及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涉及经济制度问题）的说法。例如有人认为：汉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以后历代所不能逾；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出现既早，以后发展的余地也就有限；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发明，在二十世纪前数百年即已停顿；……这些说法也许都有一些依据，但在今天看来，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经住中国“大历史”的检验？

对中国传统经济，过去人们总是说它多么“失败”或如何“不对”，而很少考虑正面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一成就及其发展水平？达到这一成就的基本途径是些什么？除一般所了解的“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之外，还有哪样一些内容？这一发展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我们二十世纪是处于它的哪一阶段之上（如果说今天还没有与过去完全脱节的话）？这些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回答的问题。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农业起源于黄河两岸的黄土台地之上，这一说法已因新的考古发现而有所改变。中国农业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而且在江南一些地方，时间可能更早。不过由于南北地貌环境的不同，一时之内，北方发展较快，以致夏、商、周以来即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秦汉时期，中国版图已及于辽东、岭南，掩有日后清代十八直省的全部，而且在技术上已进入“精耕农业”。那么，在以后二千年的历史之中，中国农业还有什么进境可言？这一段历史岂不是太过漫长、太无新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