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二十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页150，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从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出版物：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30-40年代，这类孙研究的出版物主要还是要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有限。

中共则是以意识形态起家，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则较随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页。只是毛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的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推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