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 叶剑英与“文革”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由於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仅仅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於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於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疯。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近於“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作繁忙了。”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1959年后，由於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於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於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於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国创造条件的。”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尽管由於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於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徵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