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走自己的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是六十年的主题。历史总是连续的变化与变化的连续，在改革前/改革后的当代史叙述模式已经确立起来的情况下，充分尊重改革前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贯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因此而忽视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对于近三十年的改革，我们也要注意区分前后期的差异。这里，我想围绕“走自己的路”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的追求来简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有关改革前后的联系与差异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不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尖锐对立，而且与苏联社会主义也有深刻歧异。现代中国首先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抛弃西方资本主义，然后“以俄为师”，选择社会主义。我们所接受和实践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拒绝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和承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无情摒弃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观念、制度、方法和程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确实与西方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原则是一致的——“走自己的道路”，但两种“走自己的道路”在意义和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党属于列宁主义党，毛泽东基本上一个苏式革命家。但毛与苏联的关系是复杂的、变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是在“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中确立的。50年代初依照建立了党/国集权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后毛批评“照抄苏联”、探索中国道路，这些探索在理论上是初步的、不完善的，有些行为的后果还比苏联更糟。比如迷信战争经验、依靠阶级斗争、一再发动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等等，不但使中国经济失去了市场调节，也使计划缺少综合平衡与理性计算。当这些实验失败之后，毛泽东“还是想搬斯大林”，60年代初阅读并宣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推动中国经济回到计划体制上来。“文革”“批修”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且强化了党/国集权体制。因此，尽管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与个人性格均非“计划”所能范围，但笼统地说毛对苏式计划体制的“创造性破坏”却并不准确，而且这些“破坏”也不一定要加引号。还是邓小平说得准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不都是因为照搬苏联模式。“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问题。”

其次，改革前后的变与不变的实质是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意义上的“走自己的道路”，就其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走出苏联模式而言，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继续和完成；就其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其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而言，则是对毛泽东的超越。改革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言，但又不只是苏联，而且也包括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而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列举了人口多等特点后，接着说：“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在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把学习西方基本限定在科技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德国，榜样取自苏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经过长期的暴力革命和政治洗礼，经过无数优秀的头脑的传播、移植和改造，终于强有力地嵌入中国社会，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在苏东回归西方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最大国情和特色。变革的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涵，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仍然与改革前大体一致。在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在改变其政治策略和斗争方式的同时并未放弃其革命理念和内部制度，那么改革也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与国际接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可以接受的东西，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改革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脱胎而不换骨。中国社会主义在苏共垮台之后依然巍然挺立，创造出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互为支持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