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明代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桎梏

原标题：“大明烛扬今无外”：明代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桎梏

作者简介

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62年出生于江苏邗江（属扬州市）。主要研究领域：美学、思想史和文化研究、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化批评。先后任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兼职教授和特约研究员。著作：《被解释的传统：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与陈少明等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版。《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99年再版。《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

1980年代，余英时借用韦伯处理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其结论是：“以‘理想型’而言，韦伯所刻划的‘入世苦行’也同样可以把中国宗教包括进去。”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并不在中国缺乏‘入世苦行’的伦理，而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还没有经历过‘理性化过程’。”这种减低思想方面论证力量的做法，可见之于韦伯的《经济通史》。在那本书中，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成立的六项前提：合理的会计制度、市场自由、理性的技术、可靠的法律、自由劳动力和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所以仅仅宗教的“入世转向”并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韦伯的思路和论证内含张力。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中他试图论证禁欲主义新教帮助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心态，即理性资本主义。在随后的《中国的宗教》（1915）一书中，韦伯首先分析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城市、国家、行政制度与法律等“社会学基础”，认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产主义之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理由——大多与国家结构有关——可以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来这个事实。”这似乎是以“国家结构”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因素，但他又指出：“在西方产业里找到其独特据点的、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因为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阻于俸禄的体系；而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这又把文化视为阻碍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因素。总体上，韦伯有关“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重在从文化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但韦伯并不是一个文化论者。在《经济与社会》（1910）、《经济通史》（1919—1920）等著作中，他不仅讨论了新教伦理的影响，而且讨论了股份制公司的演化、现代国家的出现、工业革命与其他很多因素，把对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一般性认识与其“新教伦理命题”结合了起来。所以“韦伯对资本主义整体认识分为两个部分：提供日常商品的以赢利为取向的工业企业，推动企业家建立资本主义工商运行组织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回应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韦伯强调，他从未说过宗教或宗教改革以某种方式“造成”资本主义的出现，“新教伦理”的论点毋宁是：在16世纪与17世纪，禁欲新教为创造新型经济心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改变经济组织（“经济形态”）。

但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韦伯确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身份、以文化论者的形象进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一方面，“新教伦理命题”支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妨碍了现代化的激进文化批判，另一方面这一命题也因海外新儒家总结“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而被修正。在杜维明等人《新加坡的挑战》中，就把韦伯的观点由一种因果解释转化为解释模式，认为“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把儒学一分为二为意识形态与个人伦理，实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区分，只是在“工业东亚”的鼓舞下，论者并未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妨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做充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