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价赫鲁晓夫：这个人不可信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在中苏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过一些评论，而且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对赫鲁晓夫的评论也逐步升级，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升到半修正主义以至修正主义。这些评论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见证了这个过程。

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

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判。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访美，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自以为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心情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10周年大庆。其间，赫鲁晓夫在庆祝宴会上讲话，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1959年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周恩来汇报了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后，与会人员进行了议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样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当做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共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泽东在会上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作用。会议作出结论，认为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访华归国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再次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把中共领导人比做托洛茨基，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比做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月1日，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这就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面对赫鲁晓夫的再次挑衅，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包括赫鲁晓夫12月1日提出的“对表论”。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同年，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根据这个讲话提纲，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要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的分歧很多。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

第三，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1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总结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的变化，并确定了中共应采取的方针，即以团结为重、硬着头皮顶着、暂不公开争论、从容观察的方针。对赫鲁晓夫个人的评论，则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有修正主义倾向，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