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纾、吴宓等,他们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被关注的理由?比如吴宓罢,似乎不好说他当年的反对就完全没有道理。于是我想看看这些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们,除了在公开场合所发表的反对意见外,在私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反应或者评价?自然,这方面最好找到材料的就是吴宓,因为他的一部《吴宓日记》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私人记录。这部日记虽然因种种原因缺失不少,但依然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从中应该可以看出一个与写文章、办刊物反对新文化有所不同的吴宓罢。
我常常喜欢先从结尾看作品或者文章,所以这次也是倒着看吴宓日记的,其中和“五四”有关的记载确实不少,首先被我看到的是1969年那一次。那时,文革浩劫已持续数年,但暂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吴宓也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继续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他数十年来最为佩服也最为尊重的老友陈寅恪,就在这一年死了。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岁月里,吴宓尽管无比担心陈寅恪的情况,却无法得到任何陈寅恪的消息。这一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十周年。虽然是非常时期,当时的所谓“两报一刊”还是发表了纪念性的社论。
也许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激起吴宓的思绪,在1969年5月4日的日记中,他不仅记下了“两报一刊”发表纪念性社论的消息,还阅读了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两种,即《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此外,为表示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坦白罪行的决心,吴宓还打算“撰交代材料一篇,述说宓1919年在美国对五四运动之误解(不合于毛主席之思想)及反对‘打倒孔家店’之顽固态度,而未成”。
那么,这个材料何时写成的?据吴宓日记,其实是直到5月22日才开始写,中间还中断了几天,到6月1日完成。开始仅有三页,最后6月2日上交时为七页,内容还算丰富。可惜,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个材料的具体内容。不过,既然是吴宓对自己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行的自我批判,自然可以从其当年的日记中,先看看1919年的吴宓,对当时尚在进行的五四运动说了些什么。
可惜吴宓1919年5月日记已经缺失,故只能从5月之后的日记中发现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其比较重要者有下列几条:
8月31日: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
9月7日: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
9月19日:林君(林语堂)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11月12日: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
12月14日: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
12月30日: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
以下为1920年中比较重要的几条,因在内容上与上年有连贯性,故也摘引如下:
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
3月28日: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状,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