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冷战、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二）

对遏制战略与亚洲冷战的反应：尼赫鲁时期印度和美国关系的演进

由于尼赫鲁在冷战初期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希望在美苏之外形成国际政治中的第三支力量，对遏制战略和亚洲的冷战的反应与美国决策者的期望相差甚远，印度由此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同美国产生了重要的矛盾和分歧。

尼赫鲁时期印度同美国在冷战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同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会谈，表明印度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态度。潘尼迦首先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喜欢共产主义，不想推动印度立即承认中国，但必须面对事实。潘尼迦解释说，印度与中国有上千英里的边界，这种境地比起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要更为紧迫。对于美方有关“看不到在中国新政府做出其有意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过于匆忙地承认对印度有何好处”的询问，潘尼迦回答说，他并未期望通过承认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取友谊。但如果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些建交的国家便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可能对中共政府产生某种缓和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外交关系，则什么事都不能做。潘尼迦还解释说，承认后的印中关系将建立在“明智的冷漠”的基础上，类似于现在英国和俄国的关系。而1949年10月尼赫鲁在访问美国时同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会谈，更充分暴露了印度和美国在遏制战略和其他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在10月12日同艾奇逊的会谈中，尼赫鲁不仅批评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且认为法国支持的保大政权“毫无希望，注定要失败”。尼赫鲁强调，在印度、印尼和缅甸，共产党人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企图都失败了。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尼赫鲁表示，他对北京的新政权并不关心，但印度不久会承认这一政权。针对艾奇逊的反对意见，尼赫鲁说，承认是不可避免的，拖延承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说，克什米尔已不仅仅是领土争端了，而是最为清楚地表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尼赫鲁说，巴基斯坦人希望在南亚制造一个宗教国家，因此以这个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穆斯林为由而对克什米尔宣称主权。尼赫鲁强烈反对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在10月13日和19日同杜鲁门的会谈时，尼赫鲁特别说明了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说，中国的基本局势是，国民党错误地对待了一场在多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但在1911年以后加剧的农民革命，它的无所作为导致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尼赫鲁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并非为人们所向往，共产主义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相符的，外国的统治将会受到深深的怨恨。因此事态的发展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会重新成为统治的力量，并将削弱对莫斯科的依附。至于承认问题，尼赫鲁强调了印度与中国的相邻使得印度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境地，因此印度倾向于尽早承认。尼赫鲁还特别指出，在毛泽东的支持者和周恩来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分裂”，前者完全执行莫斯科的路线，而后者则寻求扩大中国对外联系的途径，因此西方外交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后者。尼赫鲁还预测，中国不久就会形成“比铁托主义更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应尽其所能鼓舞这种势头。从这点来看，不承认北京政权和继续支持国民党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当共产党人面临着西方的敌视时，它们就能够把自己未能实现的革命的许诺，归咎于“外国恶魔”。如果它们没有外部的敌人，“其自身的问题就会增多，内部分裂的趋向也会上升”。尼赫鲁在会谈中还解释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尼赫鲁说，共产主义对印度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似乎也需要急剧的变革，共产主义模式在俄国是行之有效的。说到印度共产党，尼赫鲁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发展了许多党员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局面在1947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印度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令发动了旨在破坏政府的暴力活动，由此疏远了人民。尼赫鲁认为，尽管中共的胜利可能会激发印度的左翼力量重新制造麻烦，但目前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尼赫鲁建议美国对苏政策应采取“智力柔道”(mentaljiujitsu)的方法，做出每一个姿态表明同苏联进行公开合作，并且不要公开承认不相信妥协的可能；同俄国军队产生的威胁相比，共产党宣传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美国应在意识形态领域下更大的功夫。

对印美双方而言，尼赫鲁的这次访问极不成功。尼赫鲁认为杜鲁门是一个“庸才，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才被置于其能力远远不能胜任的位置上”，艾奇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才”。美国国务院“捉摸不定、混乱、肤浅，太过倾向于即兴发挥，同时还自命不凡，傲慢自大”。而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是“不成熟的和功利的”，没有“文化上的动力”，仅仅希望“起居饮食更加舒适”。而负责制定美国对印度政策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就是想取代大英帝国在19世纪在印度所处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都“充满了傲慢”。

朝鲜战争是导致印度和美国产生尖锐分歧的另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认为是一场内战，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冲突升级。针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议案，巴杰帕伊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很过激”，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巴杰帕伊说，尼赫鲁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在亚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美国把抵制北朝鲜的侵略同援助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反共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损于美国人的事业，因为包括印度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亚洲人都认为这些反共力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或者是反动的”。1950年6月29日，尼赫鲁同亨德森会谈时表示，虽然他基本上支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所作出的反应，但他反对美国把印度支那问题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局势搅在一起。尼赫鲁说，印度根本不同情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至于台湾，印度已经在6个月之前承认了北京，现在只是希望同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把印度同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定连在一起将会严重损害印中关系。尼赫鲁还强调，同美国建立公开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削弱国大党在印度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而现在已有人开始攻击他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不能无视这样的批评。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印度能够给予联合国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军队或金钱。

印度还希望通过苏联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1950年7月13日，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拜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向他转交一封尼赫鲁致斯大林的信函。尼赫鲁在信中表示：“印度的目标在于使冲突区域化，并通过摆脱安理会目前的僵局，让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恢复自己在安理会的席位，使苏联能够返回安理会，在安理会范围内或在安理会外通过非正式接触，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拉达克里希南在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重审了尼赫鲁的建议，并强调如果安理会讨论有关朝鲜的问题，最好是将解决这些问题委托给那些与朝鲜离得近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印度，这样做可能将带来好处。拉达克里希南还说，利用一切办法改善朝鲜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就是这种办法之一，如果有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协定的话。尼赫鲁同时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7月17日，尼赫鲁致函艾奇逊，建议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行动解决朝鲜冲突。尼赫鲁在信中说，他深信“莫斯科正在寻找摆脱不丧失其声誉而从当前纠纷中脱身的途径，因此存在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正机会”。如果莫斯科和北平拒绝和平倡议，世界舆论将会让它们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共产党人可能不会拒绝这样的和平倡议。美国及其盟国对印度的这一举动非常反感。195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Menzies)在同艾奇逊会谈时提请注意尼赫鲁的和平倡议所造成的“危害之严重性”，艾奇逊显然同意孟席斯的判断，他指出，虽然还不能判定印度的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但危害确实是严重的。

印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试图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者，美国也试图通过印度向中国传递信息，让中国不要卷入朝鲜战争。1950年7月22日，国务院电告亨德森，让他告诉印度方面，委托印度向中国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尽一切努力说服北平相信，不介入朝鲜的事态或者不进攻福摩萨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美军仁川登陆后，副国务卿韦伯(JamesWebb)指示亨德森，希望印度政府转告中国：朝鲜局势“对侵略者而言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中国置身度外是“至关重要的”。11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表明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中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决策者并不信任印度传递的信息，更不信任潘尼迦本人在其中的作用。杜鲁门总统指责潘尼迦“经常按中共的游戏规则行事”，韦伯也说潘尼迦不可靠，不负责，他指示亨德森请求巴杰帕伊安排在新德里的美方和中方的外交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

印度方面同意安排这样的接触，但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再一次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尽管尼赫鲁希望访问华盛顿，同杜鲁门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Attlee)商讨这样的安排，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美国主要反对印度把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朝鲜冲突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将给世界舆论造成“美国同苏联做交易来贿赂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的印象。而尼赫鲁则坚持认为，承认中共完全不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印度承认中共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而且中共进入联合国，对保持联合国的声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中共不加入，联合国就不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代表，而在朝鲜的战斗也不会终止。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中，美国反对印度参与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安排的会谈，尼赫鲁为此曾抨击美国的大国行径。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美国开始考虑重申对南亚的政策。在1953年12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M.Nixon)建议美国应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他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他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的国家，它的人民要比印度人更为单纯，巴基斯坦人非常坦率，哪怕是它受到伤害的时候”。1954初，杜勒斯也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美国应向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关键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苏联在南亚地区的扩张。1954年2月25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5月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巴基斯坦还是第一个签订巴格达条约的国家，按照阿尤布汗(MohammedAyubKhan)的说法，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为可靠的盟国”。为了打消尼赫鲁对美国政策的顾虑，2月21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巴基斯坦同意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进攻印度。我本人也将公开宣布，假如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被滥用的话，并在侵略中针对任何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的行动消弥此种侵略。”巴基斯坦也向美国保证，其所受军援只用于自卫。然而，美巴关系的这一发展成为印美关系的转折点。尼赫鲁在1953年初就告诫印度驻美大使：美国同巴基斯坦结盟对印美关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个象印度那样拥有3.6亿人口的国家会害怕一个人口仅有7600万的国家的侵略，那简直是荒谬之至”。不过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美国同巴基斯坦的结盟，“尼赫鲁在亚洲以及在非洲某些地区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将受到挑战。首先尼赫鲁并不想失去这种领导地位”。从冷战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导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

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时期对南亚地区的政策本质是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并希望以支持印度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依托，并以此打消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恐惧”。1954年2月19日出台的题为《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NSC5409)，标志着美国决策者重新审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也是上述战略思路的具体体现。文件首先承认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并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在地理上是“连接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广袤陆地通道”的中心，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的航运线。从物产上看，印度拥有对美国防务“最为有用”的矿藏。从人口上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资源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援过英帝国，这样的人口资源即便是在核时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件认为，印度最为显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相信，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既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结盟，也不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与此同时，尼赫鲁还渴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尼赫鲁和印度人在那些还没有加入东西方阵营的国家中所产生的影响对美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报告承认，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常常会导致印美之间的冲突，但尼赫鲁继续当政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对印度民主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的民主反过来将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文件特别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在寻求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即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印度已经选择了民主的、基本上是西方类型的途径，而中国正在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证明印度没有能力实现比中国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西方世界将会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把发展中国家拱手送给共产党。因此，印度的发展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失败了，经济上的麻烦将极有可能导致政治危机。这样，在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是在“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发展”，还是“沦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国应“重审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以便通过援助和投资行动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产生最大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印度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增加在亚洲的影响，正在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争，因此美国已经在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的重要性就在于，美国决策者明确认识到亚洲的经济发展同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杜勒斯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54年8月的时候表示：“我个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些方法在提高生产水平方面超出共产党的那种大规模努力的好几倍，要阻止世界上许多地区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将是非常困难的。”杜勒斯承认共产党国家已经在生产增长上超过了美国，“这就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地区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那些地区，‘解放’、‘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口号几乎毫无吸引力”。艾森豪威尔也强调，苏联开始意识到“经济武器”的重要性。如果美国“不能组织起来保护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能保护和推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利益”，那么思考“共和制衰落”的时代就会开始。不过对于美国期望通过经济援助所达到的遏制战略的目标，尼赫鲁早在1950年12月就明确表示过，美国的粮食援助并不能影响印度独立的外交政策。

虽然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在南亚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阵地，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的冷战事件中的政策和反应却令美国决策者大失所望。对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立即就地停火，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大国保证不干涉印度支那的事务。1954年4月，尼赫鲁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同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GeorgeAllen)会谈时表示，他宁愿希望法国人继续控制印度支那，也不希望中国人控制这一地区。梅农也在会谈中告诉艾伦，印度的建议同美国所主张的东南亚集体安全的思路并不矛盾。梅农强调，印度不希望大国完全撤出这一地区，印度政府只是请求除法国之外的大国保证不在军事上进行干预。印度希望看到印度支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这样就可以成为抵抗中国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但美国决策者认为印度的建议不仅对法国公众是危险的，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西方的立场。1954年5月梅农在同美国代表团的史密斯会谈时依然主张停火和撤军，当问及由谁来监督撤军时，梅农表示，印度和挪威可以担当此任；如果与会的五大国就此达成一致，他的政府可能考虑接受。然而，印度的建议不仅遭到美国的反对，同时还遭到印度支那国家的反对。柬埔寨的代表说，梅农对柬埔寨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不能信任印度的监督。老挝代表也反对印度的建议。南越政府的代表说，印度的提议对共产党有利，印度虽然想证明自己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并非中立。被视为是尼赫鲁外交事业“顶点”的万隆会议（梅农说过，“万隆精神就是尼赫鲁”），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却是一场“大败仗”，因为尼赫鲁的两个目标：获得对其中立哲学的支持以及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都没有实现，而尼赫鲁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因此，会议对印度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尼赫鲁虽然在万隆会议后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政府对美国并无敌意。但美国决策者认为，万隆会议期间，巴基斯坦“在加强自由世界的立场方面起到了特别有益的作用”。

美国决策者对印度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乃至厌恶。杜勒斯认为梅农是“一个极为娴熟和寡廉鲜耻的操纵者，喜欢在每一个派上都摸一摸”。在杜勒斯看来，梅农“强烈反美”，尽管他同美国人会谈时“都会颇为有效地掩盖这一点”。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梅农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习惯于“把交流的渠道搞得一团糟”。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把梅农说成是“一种威胁和粗野的人”，梅农的威胁就在于“他是一个歪曲别人言语和意思的高手，同时，他还为证明自己是操纵国际关系的高手的野心以及为证明自己是当代政治家的野心所控制”。1955年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文章中称梅农是尼赫鲁的“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虽然梅农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执行的却是“党的路线”。梅农对美国决策者也抱有同样的厌恶。他说艾森豪威尔“无足轻重”，杜勒斯尽管是个“极为诚实的人”，但“诚实却可以导致所有奇怪的后果”；在梅农看来，尽管杜勒斯也很直率，“但这种直率或许来自傲慢自大，或许还来自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在印度决策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而杜勒斯则是好战分子。

印度和苏联在这一时期关系的发展也使得美国极为不满，对1955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随后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同印度签订武器协定，苏联同意以印度准备向英国购买飞机的价格的一半向印度出售战斗机。1955年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一份咨文，要求批准建立20亿美元的亚洲发展基金，以期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宣称：“其他自由国家需要美国，而我们也需要它们，如果大家都希望得到安全的话。”对此参议员杰纳(WilliamJenner)表示：“当印度在人类尊严和人类奴役之间进行无可规避的斗争中无可否认地保持中立时，我们为什么要给它5000万美元？”杜勒斯1956年3月同尼赫鲁的会谈时表达了美国对印度购买苏联军火的强烈不满。杜勒斯说：“您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飞机，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买，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从俄国人那里买，而您也知道这样做将会使美国在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援助您的努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了。”通过这次会谈，杜勒斯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担忧，特别是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印度对美巴结盟和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的强烈不满。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不仅是对尼赫鲁“中立主义”政策的考验，更是对印美关系的考验。尼赫鲁认为，造成中东动荡不安的首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不久，尼赫鲁1956年8月8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因为运河本身就在埃及，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埃及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

他谴责英法的入侵是“赤裸裸的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帝国主义幽灵的复活”。8月25日，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帮助和平解决危机。艾森豪威尔回函说，美国提议在伦敦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他希望尼赫鲁说服纳赛尔接受伦敦会议的决议，以有助于确保“这一国际通道不成为任何国家之国家政策的工具”。当杜勒斯在伦敦会议上建议以1888年条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梅农则指责这一条约是企图“否定国有化的行动”。梅农后来认为杜勒斯“毁掉了伦敦会议”，他指责杜勒斯玩弄两面手法，对世界舆论公开说得是一套，私下对英国人说得又是另一套。杜勒斯也认为梅农非常狡猾，似乎希望同苏联人协调行动。但印度和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期合作密切，尼赫鲁支持艾森豪威尔有关在埃及部署联合国快速反应部队的主张，并派印度军队参加了这一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