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

1958年8月23日，中国在事先没有知会苏联的情况下，开始炮击金门、马祖，被称为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国内学界利用中美两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对这次危机的起源、进程，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和研究。近年来，随着苏联外交档案文献解密以及中国相关文献、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外学者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特别是5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变化和中苏关系演变来研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际上，研究中苏关系演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新鲜的课题；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学界就试图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寻找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档案文献，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俄罗斯学者认为，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挑战，同时也是向苏联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帝国中领导地位”的挑战；因此，“作为早期冷战史中绝对的两极体系瓦解的表现形式，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官修的中国外交史则强调，1957-59年中苏两国在外交领域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相互进行了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配合，当中包括炮击金门时苏联对中国的支持2.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则需要系统探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而炮击金门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新看法和新战略的一次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变化都与苏联的政策方针有着根本的战略分歧；因此，炮击金门的决策同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毛泽东讲过，（以下）这些国际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包括中间地带理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辩证对待国际紧张局势等，而炮击金门无疑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中间地带的思想是50年代后期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国际问题，其观点较之以前有根本的变化，也成为毛泽东观察这一时期国际问题和确定中国外交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AnnaLouisStrong）的谈话中提出的。毛泽东当时认为，中间地带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前途无非两种：不是倒向资本主义的一方，便是倒向社会主义的一方。同时，因为斯大林时期苏共不赞成中间地带理论，而强调阵营理论，毛泽东在1947-54年间暂不提此论。但是，5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认识中间地带的性质、作用，以及争取""第三种力量""的重要性，因为相当数量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继续保持其中间立场，表现出独立的政治要求，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力量，显示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一致的利益。正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这些国际重大事件引起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地位和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新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控制中间地带不仅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为了削弱中间地带上的国家。195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论点。他在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其次，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了新的判断和分析，从而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上的一些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在的情况的”。而“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在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中间地带是牵制乃至消灭帝国主义力量的战略区域，这一论点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绞索政策"".毛泽东1955年4月29日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HarryPollitt）谈话时指出，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在美国控制下的各国人民无法容忍，便要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为此他反复强调，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和批语中明确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毛泽东还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

最后，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他指出，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激烈地争夺两个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在这些中间地带上，美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它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政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中间地带的国家，对于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毛泽东明确中国的外交方针：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要支持”。毛泽东还强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力量”。

导致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不仅有前述的国际原因，而且还有国内的重要因素，即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大跃进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经济现象，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决策，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变同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行动。因此，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同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一致和相互补充的。

大跃进的根本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赶上苏联，而且要尽快超过英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再次批判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问题，正式提出大跃进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的新口号。随后，在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气氛下，经济建设计划不断被修改，1958年6月毛泽东明确要求：“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七年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大跃进的狂热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要求外交工作必须克服保守思想，破除对西方的迷信。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这次会议虽然肯定1949年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正确的，但也指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右倾保守偏向，包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批评，对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不加批驳；在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斗争，模糊了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界线；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毛泽东特别强调，1954年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这次会议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

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赋予新的内涵以及“不断革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出现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征。它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这同赫鲁晓夫（NikitaKhruschev）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特别是“三和路线”、与美国搞缓和有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