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

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研究的重点特别集中在中苏分裂的起因、进程及其意义。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探讨。作为中苏分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具有特殊的意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轨道，而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民族利益和事实真相，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1959年10月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中苏首脑会晤的消极影响很快反映到双方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和双边安全关系的政策中。同时中国学者还强调，1958到1959年围绕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与冲突，无疑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政策究竟应当负多大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对赫鲁晓夫形成的那点好感，怕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俄罗斯学者认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是一场外交灾难，导致苏联人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问题上的动机提出异议”。会谈暴露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会谈冲突时的紧张程度，比分歧本身有着更加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将1959年的会谈看作是对1958年7-8月受到毛泽东侮辱性对待的报复。他们还指出，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是继1958年中苏会谈后两党领导人又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其中，中苏领导人进行争论的态度、对争论问题的辩解以及争论的气氛和激烈程度，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致命的损害，对中苏关系的破裂的影响不容低估。实际上，这次争论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理念同苏联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思想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争论中的问题不过是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具体体现。

一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背景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矛盾和分歧的表面化以及双方的正面争论，首先体现在“长波电台问题”和“共同舰队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使得毛泽东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于7月31日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解释。中苏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由于赫鲁晓夫否认苏联提出成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双方对这个问题决定搁置不谈。其他两次会谈都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按照会谈记录，“双方意见完全一致”。两个月后，赫鲁晓夫来函明确表示同意就帮助制造核潜艇的问题，同中国开始具体的商谈。但是，从后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评价来看，这一事件绝非仅是“一片乌云掠过”。而赫鲁晓夫的不满则更是明显。而随后爆发的两次重大事件----1958年炮击金门和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突出体现了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的更为显著变化。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外，两国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外交”理念的发展和实践，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中苏1959年10月会谈过程中激烈争论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体现的是中国“革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同苏联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根本分歧。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共处”，将和平共处确定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权宜之计的策略，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世界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毁灭性战争，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苏联领导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他一切措施；这是因为苏联“把和平共处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而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的“革命外交”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的问题上产生的根本分歧，首先体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954年以来也对和平共处原则给予极高的评价。但随着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和对国际形势的新的判断，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个统一战线是反帝、反殖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所谓的“和平共处”。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和平共处政策的定义是有限的概念，因为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对前几年还在宣传上大加赞扬并在外交实践中运用的“和平共处”这一重要原则几乎没有提及，这明显地表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变化。中共中央领导人后来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忽视这一斗争，甚至把和平共处说成那么好，两个世界的斗争不提了，很危险”。同时，中间地带理论的系统化以及由想象中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直接导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怕谁”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估计美国的实力。毛泽东曾经问葛罗米柯：“美国在经济上当真就那么强大，以至同他们斗争都很困难吗？”但对这一问题毛泽东的答案无疑是：“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的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由此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对此，中国领导人宣称：“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切‘恐美病’都是毫无根据的；任何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估计过高，对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都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

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在分析美国的实力及其经济潜力时，应该考虑的是，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目前具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纸老虎”；对此苏联认为，反对和平共处，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势必会产生国际紧张局势，因而不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中国的观点则截然相反。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他进而指出，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

中国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歧则在于，要不要同美国进行缓和。根据和平共处总路线，赫鲁晓夫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为此，赫鲁晓夫积极采取措施，极力推崇大国外交，积极推进首脑会晤。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坚决反对。除前述理论上的原因外，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是：让中国同美国进行缓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依然占领着台湾，依然继续支持自己的敌手国民党。

中苏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分歧，特别是对印度这样的有重要影响的中立国家。毫无疑问，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时，苏联的反应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苏在战略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还在于对现代战争的看法。中国军事战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打烂仗”的思想，强调“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如果不准备打烂仗，就不敢打。要准备上延安。如果想和敌人一样算飞机、算物资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飞机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而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战争的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国可以动员多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师”的想法过时以及“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观点不切实际，因为美国这只“纸老虎”长着核牙齿，向“纸老虎”开炮要用大炮，而不是用爆竹。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毛泽东：“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越多，它的炮灰也就越多。”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由于中苏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形势上考虑或应付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对美国的访问有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上述两个步骤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因此，对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到北京来，从一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他是来吵架的。

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除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外，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导致他到北京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们只好发表一篇表示我们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的公开声明。虽然我们觉得毛应该受到责备，我们不能谴责地发动战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毕竟比印度更接近我们……我们不愿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虽然我刚从华盛顿回国，我在领导核心内的同志们告诉我：我必须集中精力并立刻飞往北京，代表苏联共产党同中国领导进行谈判。大家都同意我是能领导我们代表团的唯一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时中国人正好在庆祝他们的国庆节，除非我作为

党的首脑去参加，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故意贬低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赫鲁晓夫到北京后，在一间只有苏联代表团成员在内的“装有窃听器的会客室”里，赫鲁晓夫嘲笑他的东道主，用俄语的下流话来押韵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特别注的注意的是，在1959年10月中苏会谈开始前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会谈的气氛。一个重要问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对中国国内经济建设路线的态度。他9月27日在汽车中对前往机场迎接他的陈云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虽然中苏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以致毛泽东在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还特别对他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赫鲁晓夫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毛泽东，苏联决定撤走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苏共中央1959年6月20日就致函中共中央作过这样的决定，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苏方毁约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这种新方针就是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毫无疑问是再次证实了自己的上述判断。

即将在这种气氛下开始进行的中苏会谈，其结果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