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赵括在中国:史迪威全部真相

本文摘选自《民国人物列传》（上）之“梁敬錞治史如断狱” 吴相湘/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文摘选部分为史家吴相湘先生概述梁敬錞先生《史迪威事件》之纲要

附录：蒙巴顿与史迪威

史迪威事件全部真相

一九四四年十月，史迪威将军自渝调回美国时，梁适在华府办理美国对华租借抗战物资事，故稍知其撤调一段之经纬。后《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 by Theodore，1948），美国陆军部刊行战史中《史迪威任务》（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953）与《史迪威指挥权问题》（Stilwell Command Problems.1956）相继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人物诸回忆录、日记、著作、文件亦陆续问世。梁敬錞“在综合审读之下，始知此一事件牵及中美战时合作政策，与战后亚洲世局之转变，均甚重大；而美国今日援助自由亚洲之合作互信与独立作风，若犹未能引此事件为其前辙，则未来之忧，恐未艾。因思有以廓述而指证之。然返视吾国官私书料，对此阙如，则废然中辍者多年。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夏间来台，遍觅公私史料，获见有关此事件之第一手档案（即大溪资料），于是发愤忘食，寝馈于其中者廿三个月，差完此稿。而塔思曼夫人之书适出（B.W.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经加披读，始知其所依据，仍未出史迪威片面资料之外，乃益觉吾稿问世之不容缓”。梁因此强调：“夫治史如断狱，必先具两造之情实，始可望平亭之裁判。吾愿读吾书者，亦能兼读美军部及怀特氏与塔夫人之书；抑尤愿凡曾读美军部及怀、塔两氏之书者，亦能一读吾书也。若夫本事件影响世局之巨，与中美关系之切，则惟读者自解之，不必赘辞。所可言者：稿上之所断认，不敢一字无来历而已。”是书内容分十章：①概述。②中国战区与联军参谋长之诞生（内分二节）。③来华赴缅与赴印（内分二节）。④跋扈僵局之形成（内分二节）。⑤居里解释与蓝伽训练（内分二节）。⑧卡港会议与三叉会议（内分二节）。⑦自魁伯克至开罗（内分四节）。⑧背诺与高压（内分三节）。⑨新政策与旧战场（内分二节）。⑩调回始末（内分五节）。

全书内涵时间，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前后近五年，包括亚、美、非等三洲，涉及中、美、英、苏人物尤多。以如此重要而复杂之大事，本文与注只用三六六页篇幅，且系四号铅字排印，其中四分之一为注释，已尽简洁扼要之能事。然梁为便利读者先有一概念，再逐章细阅，于事实演变经过更可明了，特于第一章作“概述”而非“绪论”。今撷其“概述”要旨于后。

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美军战略幕僚建议罗斯福总统：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既请推荐一美军将领担任本战区参谋长。知参谋长有带领若干中国军队之可能，乃建议即以美军代表，除兼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官外，并在监督中国租借物资条件之下，兼中国战区参谋长。此种安排，初与我方请荐专任参谋长之原意不合，且因参谋长一身数职，如遇两国政府意见不一之时，必感两为妇之苦。委员长曾饬宋子文先将参谋长权限地位，予以澄清，再议其他。而子文自作解释，既未将蒋委员长意旨转商美方，又遽接受美方安排，签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造成参谋长地位权限之不同解释，为史迪威事件发生纠纷主因。

一九四二年三月，史迪威初谒统帅于重庆，报告来华五项任务，而独缺联军参谋长，经统帅追询，始提及。此为史迪威轻视中国战区兼职之流露。经数度召谈后，蒋委员长已深以史迪威缺乏作战实验与军事基本原则为虑。但仍如议，授以战区参谋长并兼入缅远征军总指挥之重任。史迪威既得全权则率全（华）军与日敌战于中缅甸，尝一度解救英军仁安羌之围，而左翼为敌所乘，牵及全线，遂大败。史迪威既战败，则以练军雪耻自矢，留印一月，草卅师训练计划成（美国以租借物资装备中国军队卅师之方案，在史迪威来华以前，已有定议），拟将军队分由印度蓝伽及中国云南两处训练。

蒋委员长以国际海陆运输之路线既绝，盟邦所能援我者，惟有空军。因嘱史迪威向美国租借法案申请：维持前线五百架飞机与每月五千吨中印空运能力。史迪威搁置不办。蒋夫人诘其理由，则提出宋、史订立之交换函件，谓伊控制中国租借物资，系本于美总统军事代表之权限，而非由于参谋长之职务，故只能听取美政府之命令；又谓当伊以总统代表资格出现时，其他兼职地位均不适用。蒋委员长始怒，即命宋子文检讨原案，向美政府澄清事权，一面停止接见，对于史迪威以美军代表署名之说帖，亦置不作复。史迪威则在外大肆怨言，迭电马歇尔，请美国对我摊牌，停止中国军队装备，将在印之援华军械拨与英国。事闻于罗斯福，乃派白宫顾问居里，再度来华，调查真相，并谋善后。

居里到渝十六日间，谒见蒋委员长十四次，谈话内容涉及史迪威者七次。委员长告以史迪威人地不宜，性格乖戾，恐难完成任务。居里自愿向罗斯福建议更调。但居里返美后，其更调之建议案，虽立得罗斯福之同意，饬马歇尔照办；而马歇尔搁置月余。其时撤废不平等待遇之中美新约草案正在华盛顿签字，中美关系方入新纪元，史迪威调换之事，遂见第一次之搁置。

美空军将领陈纳德，对于美日飞机之性能与空战技术，深有比较研究，尝以少数飞机出击顽敌，卓著战绩。旋蒋委员长电请罗氏以陈纳德宜有独立指挥在华空军之职位，罗即派陈纳德为美国第十四路空军司令，独立行事。史迪威以陈纳德位居其下，而声名在己上，则百计摧抑之。时美援之飞机缺交甚巨，蒋委员长请罗斯福召陈纳德赴美自陈，罗氏许之，而马歇尔徇史迪威意，以宜并召史迪威为言，罗乃并召史迪威。陈史二人遂辩论“援华军事，空陆孰先”于白宫，是为三叉会议。

三叉会议中，史迪威表现甚劣，即史汀生、马歇尔亦难回护。罗斯福决定将中印航空运输之七、八、九月吨位，拨交陈纳德使用。史迪威益不能平。在罗邱出席之百余人军事幕僚会议研讨反攻缅甸案，史迪威公然丑诋中国军队之无能，作战之不力，及统帅之寡断与善变。宋子文起辩：“吾人今日如对蒋委员长之决定有所怀疑，则吾人须自忖能否负起远东大局与中国战场生死之责任”。白宫参谋长李海退后亦言：吾人对于中国战区之事，只能听取其统帅之意旨，而不能考虑其参谋长之主张。今罗总统既接受蒋委员长之建议，则史迪威知史汀生与马歇尔之后盾之不可恃，此后伊对蒋委员长如再跋扈，则蒋委员长一电，便可更换。马歇尔前曾以罗斯福中印空运吨位之决定，恐史迪威不便回任向罗斯福进言，罗答“去之又将如何”!其时罗斯福方在国际方面，力助中国，蒋委员长不欲遽伤美军部之情感，遂暂中止。史迪威调换之事，乃见第二次之搁置。

一九四三年八月，东南亚战区将改组，宋子文乘机向罗斯福进言：将中国战区增设副帅一人，由美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由中国军官担任，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官担任，下分数处以中美军官混合组织，使史迪威之权限地位，克见无形解决。罗斯福同意。马歇尔此次不再固拒，遂决以美空军补给司令索谟威尔继史迪威之任，俟宋子文、蒙巴顿抵渝后发表。不料子文抵渝时，史迪威已得密信，即夜赴蒋委员长官邸，自陈过去错误多出无心，此后决尽忠竭智，不负期望。蒋委员长以开罗会议在即，史迪威既知疚悔，不妨留观后效。此为史迪威调换事，第三次之搁置。（请参考本文附录《蒙巴顿与史迪威》）

一百零四日中五次高压中国

史迪威寤寐以求之事，不在中国抗日之战局，而在缅甸反攻之雪耻。但反攻缅甸之方案，终未能得到中、英、美衷心之协议。“而德黑兰会议后，美国不能拒绝英国之坚持，而却能背弃中国之约诺。反逼我远征军入缅，要求不已，出以逼勒，出以租借物资之停拨。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三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之一百零四日中，所施高压不下五次!盟情友谊，一朝尽割。然吾人莫怪罗斯福态度之反常也。自美军战史资料中钩稽，吾人知此五次压迫，皆出自马歇尔与史迪威内外之勾串。密档所示无一例外。即最后停拨我国物资之命令，亦未尝经过罗斯福之亲核或授权。凡此必不可信之怪事，却见绝不容疑之确证，治史至此，能无感叹。”

密支那作战时，美国业已弃去其珍珠港事变以来，中美军事合作之战略，而自采“中太平洋迳击日本”之捷径。“当美国力量未达中太平洋之时，美国只恐维护中国战场之不力；当美国力量一及中太平洋之时，美国便惟恐抛弃避中国战场之不速。美国军事幕僚之计算，何如是之精刻?国际政治之幻变，又何如是之纪实?如历史当有教训之作用，吾愿今日研讨中美关系者一长思之”。“密支那一役之胜利，诚可使史迪威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之英雄。然此英雄之美誉，实不仅中国在印军万余尸骨所堆垛，抑亦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百万军民汗血生命聚积。吾人必须晓此惨痛史实，而后对于委员长说帖中：密支那胜利不足抵东战场沦失之结语，始能得到其完全之意义”。（以上所有引号内文字，均梁书原文）梁又指出：史迪威指挥部政工人员，与中国共产党之勾搭，卅年以来，中外写述，已多发现。然有一点或可使治史之士感觉兴趣者，即此辈特工活动，皆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发出“采取积极攻击蒋介石路线”命令之后，始亦见其积极。是年六月第三国际解散之伪装，实曾与此辈之积极活动相表里。国际共产党之直接行动不足畏，

国际共党之侵略渗透分化技术，则可惊也。

史迪威调回始末，在是书中占章节较大之篇幅，盖因其事迹与资料，皆时代推移之转笋，不容简略。史迪威之使命自是失败，然其失败之原因，似亦不能全归咎于史迪威，中国战场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亦为重要因素。中国战区未受平等待遇之例甚多……本已有其积愤与不平，益以史迪威之睢恣乖张，故其必至酿成卤莽灭裂之局，殆亦可以预见。

史迪威之使命，自系悲剧，然史迪威在此悲剧中，犹非主角，主角乃马歇尔。因史迪威所执行者，皆马歇尔之政策也。

是书末有“结论”专章，只于全书最后论曰“自抗日立场言，史迪威尚可为中国之战友；自党内立场言，史迪威实有负于中国。自协助盟邦共同作战之使命言，史迪威则更有负于美国，而却无负于马歇尔。但无论如何，此一事件总占抗战期中中美关系最重要之一页”。

是书中文本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台北刊行初版，先后九版。次年六月，英文本由纽约圣若望大学刊行，全书正文及注计三百六十页。九月十八日，《纽约时报》第二十三版刊出一八英寸长四英寸宽大的广告：“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The Full Story。”十月九日《马克•吐温杂志》选举梁为“马克•吐温斗士”(A Knight of Mark Twain），表示对梁所著《史迪威在中国》一书的卓越贡献。十月十九日法国一出版公司驻美代表Kurt Bernhelm致函圣若望大学出版部，表示其公司非常愿意考虑刊行梁著《史迪威在中国》的法国版，如蒙给予法文译述权。而早在八月三十日，New Hampshire 第一大报Manchester Union Leader已刊载Dr. Joseph Elia的书评，第一版报名上标题是《失去中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Loss of China)。是报宗旨如其报名中所刊“There is Nothing, So Powerful As Truth”。同日是报社论由其出版人撰述题为“The Truth About Red China”对梁书备加赞美，结语是大字刊印：确实阅读Elia's书评和梁教授自己对这一情况的论述。

同年（一九七二年）纽约大学远东历史教授谭春霖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行的《美国历史评论》十月号撰刊一书评，称此书为中国方面有力的表白。谭指出以往有关史迪威事件的著作，都是由美国人根据美国资料写成，梁教授此次特别出书，以匡正他所认为的美国方面没有根据的臆说及不正确的说法。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一九七五年夏季号（第九十五卷第三号）刊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所长载德华教授（George E. Taylor）所撰评论，开宗明义即指出：我们为史迪威事件的中国人著述，等待了很长久时间。梁教授是书强调撤回史廸威的三项争论，并根据大溪资料指出史迪威五项违抗行为——蒋委员长不像狄托（Tito）一样，在大敌当前时削除国内反对者。美国学人能自梁的著作中获悉许多知识，特别是蒋对史迪威与美国盟友的观点。史迪威实有负于中国人，也没有为美国政策的需要而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Martin Wilbur）评论云：梁教授有关史迪威在华工作的研究，大量应用以前不公开的档案，呈现一显著不同有关中美关系根据美国资料撰述的画面。

魏德迈上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评论云：“我时常想到旧谚‘我愿相信我自己看见的事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与中国领袖以及将领日常接触数年间，我认为所有（若干敌视自由中国的美国人的诋毁言论）这一切一向是不平衡的、故意偏颇的、不公的；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是自欺的”。“我诚意祈祷：美国于过去一年对中华民国所采取的政策与行动，最后不会成为在历史上背弃友人和原则”。“人们希望：历史自有其矫正不义，并达成更平衡的批判之道。梁博士的论史迪威在中国一书，使我印象深刻，在这一建设性的修正过程中，允称一极卓越努力。”

《美国陆军工程师》杂志（USArmy Engineer Magazine）是美陆军部官报，销行甚广，其一九七三年一月第四二三号第六三页刊出评论指出：“是书提出若干新资料，为研讨史迪威事件所不可缺之书籍。”

梁书英文本发行初版二千册，不到四月即售罄，可见美国各方人士之注意。各种佳评甚多，已略举数人于上述；但亦有一二反对评论如The San Diego Union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刊出书评，即以为不论是书主观性质在其另一边观点。但时间接近的事实常是不真实的。

梁逝世前月余所撰《余年忆往》，指出一生最得意事，除甘肃省财政厅长禁种烟以外，即《史迪威事件》的完成。在是书写下《自序》后，“心中一月澄静，作为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人，自认总算尽了自己的本分”。

梁撰是书时，正担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原是张群代钱思亮院长劝驾就职。自是书刊行即赴美时，一再向钱院长请辞，未得允，因又请张群致函钱。嗣因慎重物色继任人选而未能即予决定，原则上已无问题。

中美关系论文集

梁曾先后撰刊有关中美战时战后关系变化的经纬于《传记文学》或《联合报》、《中国时报》。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将其汇辑成《中美关系论文集》一册。梁于《自序》有云：

“余重抚旧作，弥增新慨，中国何幸得富强盖世如北美合众国者为盟友，率赖其力，完成抗日救国之盛业；中国又何不幸，遇一二见事不明、为德不卒之北美执政，于我比肩杀敌喘息方定之际，即背弃装备吾国部队之诺言，变更输运吾国复员之原议，甚至以物资之给予，为干涉内政之迫胁，使我国家不数年间重沦于斗争板荡之域。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吾书至此，真欲掷笔三叹，愤恨难平也。

“中美之交，以开罗会议为分水岭，此世人所共知也。开罗会议之后，有德黑兰、魁北克、雅尔达诸会议，中国为四大战区统帅之一，乃不得在此诸会议中，位一席，出一筹，已属万分可诧；而雅尔达会议时中国之土地与权益，忽被列为几上之俎肉，供列强宰割之对象，而中国尚茫然无所知；操刀宰割之人，不为敌人，而为战伴之苏俄，同意宰割迫我接受之人，不属于泛泛之朋友，而竟属于平昔所最敬爱之美国。嗟乎，天下不测不平之事，所在多有，而世情幻变，震骇怪异，至于此极，则为历史之所创见。

“马歇尔之来华也，啣专使之名，而未尝以其任务咨商于我政府与外交部，殊为失礼，蒋公于得到使馆报告消息之后，尚以‘马歇尔到此何事’一再询问于魏德迈，是为我政府未接美国正式咨商之明证。美国对于国交，素重礼节，何以于此独付阙如，杜鲁门心目中未尝有中国之地位可知，杜在谈话中每对人言‘中国只是地理之名词，无近代国家之地位’。当时美国执政轻蔑我国，有如此者，宁不可慨!

“尤可异者：杜鲁门于联合政府不受美国选民欢迎之时，忽告新闻记者，伊平生最厌共产党。记者问：然则何以要中国国共合组联合政府?杜答：我不会命马歇尔作如此建议，马歇尔亦断不会作如此建议。记者返问马歇尔于国务院，马含糊答复谓：‘中共现已称兵作乱，国共应否建立联合政府乃蒋委员长之事，无可奉告’而罢。夫中国必须改建国共联合政府美国始肯援华，乃马歇尔在华时，艾契逊与范宣德所议定之政策，经杜鲁门之批准，今尚载于美国之外交文书中，而杜鲁门竟否认之，马歇尔亦讳言之。美国对华政策价值如何，美国总统外交言论价值又如何。吾愿国人深思之。”

是书内容论文十七篇：①中美关系起落之分水岭。②雅尔达秘密协定始末。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④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⑤马歇尔使华。⑥抗战胜利后的中美关系（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⑦美国对华白皮书之经纬与反应。⑧白皮书上面的几点辨正。⑨韩战爆发之谜与中共参加韩战之秘密。⑩韩战期间之中美关系。韩战期中我国国际地位之震撼。美亚报告之分析与补充。美亚文件进一步检讨。中国东北宜为“日俄缓冲国”之谬议。卡特“中国牌”政策之历史背景。台湾关系法“人权”条款议订之经过。关于美国台湾关系法案。

其中《马歇尔奉使来华》文中（“论文集”第124页）正文末三行及注是梁当年亲往密苏里州杜鲁门图书馆中阅及。又“论文集”第142页及第143页正文与注引用陈立夫著《我与马歇尔将军》（未刊印）两项资料，比较珍罕。梁自言：“马氏当时所持之对华政策，为美国利害言，真不愿削弱已受多年培植之国民政府，而支持绝无亲美可能之毛政权。伊其时手握远东政策之大权，不能以奉命行事之平常特使相比，拙文只欲就此点立论，以证美国秉政之无人，并非为蒋申辩——此次拙文中已露出蒋公失策之处，明眼人自亦知之——此将于此后各章节中阐明之。”

“论文集”中有《卡特“中国牌”政策之历史背景》，原刊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号之《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国总统卡特伉俪忽寄函向梁道贺其八十七寿辰。梁深感“奇突。真不知贱名草莽，乃至贱辰，竟均已揽入白宫注意范围，使人憬然”。但梁仍于七月四日复信致谢：“接奉惠书，猥以八七贱辰，辱承笺祝，曷胜荣幸。内子蕴椒连同本人以及阖家，佥愿假此机缘，对公伉俪垂念加礼之情意，倾诚申感，尤其在大旂归装初卸，甫越太平洋之后，即赐此笺，尤致铭篆也。政辉在望，敬颂昌胜。”

马歇尔使华前后之研究

梁与夫人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夏，在台北居住四年余，先就大溪资料研究“史迪威事件”。成稿以后，请有关人士核阅，藉求不有任何错漏。中文本刊行时，英文本稿也已写成，乃与夫人同往美国交圣若望大学付印。

梁在台北时，也曾阅过大溪资料中有关马歇尔使华文件，但只有一卷约三百页，记录其来华前后之事，对于协商经过极为简略。又访问有关人士，如陈立夫等，得阅彼等未刊印之书稿。《传记文学》刊行《马歇尔奉使来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二十九卷第四、五期），即综合中美资料而成。但仅是初稿，将来成书仍须修改。

梁于马歇尔使华全稿，规模夙具，但以资料未觉充实，不敢欺世，多次更换草稿。一九七六年夏，得华盛顿国家档案局之助，得见马歇尔返美后向国务院、白宫所具之最极机密报告书及附件，约一千一百余页。有此基础，再与其时国内资料，相互勘对，或可稍免错误。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马歇尔传记主持人波格（Forrest C. Pogue）突来访梁。波格云：现主持马歇尔基金会及艾森豪基金会，经费充足，助手扎实，拥有马歇尔公私资料十五年，甫写就马氏传三巨册，尚只写到一九四五年日德投降，马氏任参谋长时为止。现正着手写第四册，包括其使华调处国共与继任国务卿、国防部长各段。故辗转觅得梁住址来访，意在交换资料及意见。波格又云：现年七十余，在德国毕业后得瑞士大学博士学位，深通英、法、德三国语言，又与艾森豪有深交，遂有此机缘，得读外间未见之秘录。梁与波格相谈甚欢，故特邀请其赴“红楼”中餐馆对酌，长谈三小时，互证知闻。虽颇快意，但梁的意见究有多少能受采用，殊不可知。伊之新著即马氏传第四册须至一九八○年方能问世，为马氏百年纪念。其后，梁与波格数次聚谈，梁曾开列问题数则检出事证，请波格代为查证。波格允分交助手查复。波格甚重访问，有往台北一行访问有关人士意，梁极为赞成。其后，波格赴台北，适张群生病未得晤面，却和陈立夫、王世杰、叶公超等长谈。波格在离台北前夕寄信梁云：此行大有收获，对马歇尔使华获得若干新了解；并邀请梁至华盛顿长谈交换心得。梁曾向波格提出两项问题，使波格迄未能对答：①停中国援助是马歇尔的主张。但杜鲁门总统及若干国会议员旋有酌量恢复的意见；惟未有事实表现。在权能制衡的美国政治中，马歇尔何以能一手掩尽美国人耳目而独断专行?阁下是否阅及何种史料为此作合理合法解释。②马歇尔使华时特派一人留驻华府，负责收发他和白宫来往电报，任何电讯期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这种不经国务卿或国防部等主管单位而直达总统以处理国际事务，是否符合宪法?当时未见弹劾，是否民主党当政，白宫国会一体知法犯法。波格面对这两大难题，只有自我解嘲地对梁笑说：我只有佩服你!年逾八十了，头脑思想还如此精辟尖锐锋利。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梁致相湘手翰言：“如有所见，必当引证直言，不敢欺世自欺。”次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相湘往纽约市河边大道梁寓拜谒，长谈三四小时，相湘提及一月十二日手翰中言，请举一、二例证。梁言：马歇尔七上庐山，最后一次与蒋主席谈话不投机，蒋气愤上楼，久久未再来客厅。马歇尔即愤而离开，临行向担任译述的国府参军皮宗敢少将言：我誓必报此辱!

蒙巴顿与史迪威

陈尧圣/文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英、美与我共同对日作战，成立中国战区，先“总统”蒋公为最高统帅，美国推荐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为参谋长，兼战区司令。史氏为人飞扬浮躁，刚愎自用，蒋公数度要求更换，最后于一九四四年十月方正式解除职务。一九四三年，英国成立东南亚战区，鲁易士•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任最高统帅，美国即以史迪威为副统帅，真是无独有偶，两人关系，最初尚佳，不久即起冲突，最后蒙巴顿和蒋公一样，要求美国，将史氏撤职。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军将英军赶出缅甸，英军多是印度人，本来装备欠佳，训练不严，作战时缺乏情报，更不善于在丛林中打仗，大军只能沿着道路进退，往往被日军分段截击，虽有皇家空军，飞机不多，难以配合协助，在缅境中国远征军部队，亦无力帮忙。加之缅甸人冷冰冰的，且有敌意，在此情况下，自无力抵抗日军，幸而撤退时，指挥尚佳，尚未全部溃散。

当时日军原可长驱直入，进攻印度，但考虑到交通线太长，物资已告缺乏，补给困难而中止，英军方有透气机会。远东战区司令魏菲尔（Wevell）即拟重新整编部队，加强严格训练，建立一支战斗力强大新武力，将来可反攻缅甸，只是士兵素质差，新式武器缺乏，同时也要顾及印度本身的需要和安全，此项计划，进展甚缓。英军曾在缅甸A rakan半岛作有限度反攻，不幸失败，比较满意的是温格特（Orde Wingate）少将领导的Long Range•Penetration Group在缅甸敌后的破坏工作。

一九四三年五月，英国三军参谋总长，检讨远东战局，认为有成立新战区，由年富力强，具作战经验者来指挥之必要，此建议获得魏菲尔及印度区司令奥钦尼克（Anchinlock）之赞同，主张最力者是印度大臣艾末雷（Leo Amery），于五月卅一日向邱吉尔首相提出，为后者接受，在魁北克（Quebec）会议中正式讨论，罗斯福总统深表同意，遂成定案，即开始甄选适当最高统帅人选，有好几位阶级较高陆军将领均被提出考虑，有的已在艾森豪威尔部下任职，艾氏不肯放走，有的邱吉尔反对，有的阿特里和艾登不赞成，最后邱吉尔决定属意于蒙巴顿，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都同意。但亦引起若干英国将领不满，而有微词。

东南亚战区包括缅甸、锡兰、泰国、马来亚、苏门答腊，除去锡兰和一小部分靠近中国的缅甸外，其余均已被日军占领。蒙巴顿为最高统帅，美国以史迪威为副统帅，原因是要保持中国战区的重要性，英、美两国对于东南亚作战目的与方式意见分歧，英国目的要先收复缅甸，作为南下进取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印尼的跳板，美国认为应首先积极支援中国，将来可从中国打败日本。其重点在中国——印度——缅甸；阿萨姆（Assam）及缅甸北部是物资空运接济中国基地，将来更可改用公路。因此，东南亚战区的行动只限于清除缅甸北部的日本军队，以便改善通中国的交通，美国的军援物资，就不能消耗在追寻帝国主义旧梦冒险而且浪费的企图上。

在早期蒙巴顿心目中，史迪威是一个意志坚强、勇敢有为的作战司令。只是胸襟狭窄，脾气太坏，没有行政经验，对于整个世界，深深厌恶，以为别人都反对他，故必须不计手段来报复，讲话刻薄伤人，乃有Vinegar Jo 的绰号，受他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影响甚深，听他的话，后者告诉史迪威，大英帝国全凭经济榨取、政治压迫、武力统治海外殖民地而起家，史氏应付英国人，就以此立场为基础。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从华盛顿一再告诫他，不要过分猖狂，千万要与人合作。韩代（General Thomas Handy）也劝他说即使他不肯和人一同唱英国国歌，至少也应当站起来。史迪威责骂中国，不亚于英国，他说：“中国政府是盖世太保（特务）把持的一党政府，操纵在一个昏庸无知人手中。”总而言之，史迪威讨厌美国人以外所有种族的人。

蒙巴顿也知道任用史迪威为副手会有麻烦，首先他不肯归东南亚战区陆军总司令杰发尔特（Giffard）指挥，结果改隶于史林（Slim）中将。他对人说：“我情愿听命于一个伍长，只要他肯让我去打仗。”这种行为和言论，以后很多，马歇尔向蒙巴顿表示歉意，说史氏不过是为了要把事情做好，不肯耽搁。缺少些保守性和忍耐心，可是在紧急时，很有办法，能作能为。

蒙巴顿十月六日到达新德里，觉得应该到重庆，向蒋公和夫人致敬，同时，他必须与史迪威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在重庆和他见面，也许比较适宜，可能这一次也是最末一次见面，因为宋子文在新德里已告诉他，蒋公对史已无信心，假如史来做副统帅，后果不堪设想。十月十二日，蒙氏收到邱吉尔来电，说史氏在华盛顿声望颇低，可能蒋委员长的意见会使史去职。

十月十六日，蒙巴顿前往重庆，启程前接获情报，日本飞机在追寻蒙氏座机，因此临时延迟到天黑才起飞，晚到了五小时，害得不少中国将领在机场等侯。他深觉不安，在日记中写：“这件并非故意失礼的事情，使我非常沮丧。”他的中文翻译陶百胜（Doboson）中校向他保证这是很好的开始，对他有面子，蒋委员长也不会怪他的。

当晚饭后回到住所，蒙巴顿打算看些文件，灯光不够亮，字看不清楚，就叫陶百胜把台灯上面瓷制贵重灯罩取下来，陶束手不肯，神色惶恐地说：千万不能取下，否则主人一定会觉得招待不周而失礼。他在日记上记着：“这晚只能在半黑暗中度过。但内心却感到十分有礼貌。”十月十七日中午十二时半，宋子文对蒙巴顿说史迪威一定会调职，可是几小时后，情势变了。史已与蒋公和解，保持原职。当天下午他看到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继续下去，史回答要的，他就答应帮忙。托美国海军上将索末维尔（Somervell）转告蒋公说：将来反攻开始，如果中国军队，不是史迪威而由另一个人来指挥，他（蒙氏）会感到非常失望的，结果史氏并未调动，蒙深感欣慰，告诉邱吉尔说：“我很高兴史迪威并未在我到达重庆后立刻被撤职，否则此地的美军一定会批评说是我的原故。”

第二天，蒙巴顿与蒋公正式谈话，蒋公让他在外面接待室等了十五分钟，方才接见。后来蒋公回拜，蒙氏故意慢慢地寻找他带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叫他面陈的私函，也让蒋公略等了些时，陶百胜在旁十分恐慌，认为蒙氏对蒋公太不恭敬，可是蒋公未予介意。蒙巴顿非常敬佩蒋公，他在日记中写着：“他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人——是我所见
中国人中最使我难忘的。”他对夫人尤为倾倒，说“她有美丽的身材和动人的玉腿”。他表示他是一个经验甚浅的年轻军官，觉得马上到重庆去向这一代最著名的前辈致敬和请教，是极重要而且应该的事。他和蒋公谈话，由夫人翻译，双方都很轻松愉快，蒙氏对夫人说，要请夫人帮他的忙。夫人回答说：“我足以引为自豪的是善于观察人的个性性格，我早已决定要把蒙氏看为知己密友了。”

这次蒙巴顿到渝拜访先“总统”蒋公，只是礼貌友谊访问，并无也未打算有重要具体结果。蒋公要求蒙巴顿保证每个月空运物资，不得少于一万吨，蒙氏首肯，但称将来在缅甸发生行动时，恐会短少，乃是不可避免的，为长久打算计，如能开辟山路，陆地输送，中国受益更多。蒋公回称：“我相信你。”但此问题以后也未再提过，蒋公也同意蒙巴顿在泰国和印度支那半岛，将来可有秘密行动，因他以为印度支那半岛，属于蒙氏战区，其实不然，故后来中英官员为此发生争执。

十月廿日蒙巴顿在互相尊重彼此友情下，兴高采烈离开重庆；在日记中他说：“我一定要说在离开蒋主席时，心中充满了热情与敬意，深信他对我也有同感，因我在未回到前，他已有好几次来电话，来问我是否平安到达。”蒋公在答复乔治六世国王信中，即保证他与蒙巴顿共同对付敌人合作步骤，已完成协议。此次到重庆经过，蒙巴顿向罗斯福报告，后者有长信答复，内容情挚动人，说他很高兴此行晤谈圆满，使他深切感动，这是两年来第一次，他对中国及缅甸战区人事问题，可以安心。

毫无疑问，蒙巴顿对先“总统”蒋公有深刻印象，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浦拿中将（Pounall）在他的日记中，对于蒙氏访问重庆，认为虽然成功，但并不实在：“我希望蒙氏的乐观主义是合理的，我并不以为他对东方人的估计，比我高明。他比两年前到重庆去过的魏菲尔收获要好，但我怕他被过分的高兴冲昏了头。中国人的礼貌和夫人的热忱，使蒙巴顿以为他有无限光荣和收获，实际上并不如此。”在重庆英国大使馆的武官格列门斯特尔将军（Ceneral  Grimsdale），就把蒙氏在渝活动情形，告诉了在伦敦的蒙巴顿太太。后者于十一月十日电蒙，说格武官所怕一件事，即你会被夫人所迷惑，尤其他说你眼睛长得很美。三年来他已看到他向每一个到过重庆有身份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讲过同样的话，包括John Dill在内，他说已经关照过你，如今更希望你会警惕些。

十月十九日蒙巴顿与先“总统”见面后，当晚在日记上记着：“某一件特别的事情已解决了。”他没有说明是什么事，可能有关在泰国和印度支那半岛秘密活动，也可能与史迪威职务有关，史氏相信蒙巴顿极力为他向蒋公讲好话，使蒋公继续任用他，他最先对蒙巴顿看法，非常友好。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给马歇尔信中说蒙是一个好人，他主要关心的是要蒙证明他是一个比其他将领更准备打仗的。有一晚在新德里，史氏对蒙巴顿讲：“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工作，你是我看到唯一肯打仗的英国人。”这些话史氏对另外两个陆军将官也讲过，可是这奉承话蒙巴顿听了很高兴，他给Dill写信说：“我觉得必须让你知道，在此我见到的英国人，对史迪威的才智和合作性，批评得不能再坏，百分之九十美国人也都讨厌他，不过我和他处得出奇的好，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关系，无可批评，同时我抱定宗旨会对他友好的。”

可是蒙、史两人的蜜月维持得不久。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史迪威在日记上写：“这个漂亮男孩，不过如此，受不起风险，我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懂事。”“统帅部人用得太多，哗拉哗拉讲空话，不想打仗。”以后一直到八月，史迪威日记本中，记下骂蒙巴顿的话愈来愈多，例如：“蒙巴顿是一匹笨驴”、“爱出风头的小把戏”、“一把尿壶”，史氏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在日记中记着：“英国人我越看越气愤”、“这批伪君子、私生子，用尽方法和机会，要割破我们的喉管。”虽然史氏这样恶毒地骂蒙氏和英国人，但在与蒙氏面对面在一起时，变得规规矩矩，甚至十分殷勤，蒙巴顿当然发觉史迪威越来越难相处，但表面上没有厌恶表情，可能内心痛恨之极。

一九四四年一月，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拟就几个反攻行动计划，但都被伦敦或华盛顿否决，蒙巴顿最后派一庞大代表团，到英、美游说，希望可以接受，史迪威反对这些计划，因都忽视了美国利益，反攻目的不是在支援中国，而是向南进取马来亚。因此，他也派遣一代表团到华盛顿去破坏蒙氏的计划，他的反对也是合理的，因为他是蒋公的参谋长，不可原谅的是他从未向蒙巴顿说过他要这样做，事实上史氏可不必派代表团去，因在蒙巴顿所派代表团到达华盛顿之前，美国早已不赞成了。

蒙巴顿因计划未被接受而气恼，尚在其次，最使他震怒的是史迪威的叛逆不忠，他要求开除史迪威，马歇尔立刻叫史到德里来向蒙巴顿道歉，史氏即向蒙及其他要员当面认罪，他把马歇尔给他的电报拿出来，上面很清楚的说明，只有蒙巴顿的默许，他才能继续原职。蒙氏即接受史迪威的道歉。

一九四四年六月，蒙巴顿把最高统帅司令部搬到锡兰的甘第（Kandy），八月他到伦敦请示作战计划。史迪威就到甘第，执行副统帅职权，管理司令部，大家都感到惊奇，他来了发觉“空气不对劲”、“会议多且开不完，使人难以忍受”，就大发牢骚，说这地方“太可怕”、“都是蠢货”、“我在这些假戏中再也不会安定”。所有司令部的人对他异常不满，当蒙巴顿自英回来后，英、美人士都向他报告，说史氏既不能担负责任，也不能发号司令，毫无办事能力。

蒙巴顿与史迪威基本上并不和谐，前者以为虽然彼此有芥蒂，史氏对他仍会有敬意，后者亦明知蒙氏对他有厌恶之心。双方关系在七八月间转劣，当时缅甸敌后做破坏工作游击司令温格特去世，史迪威对他的部队，漠不关心，他从未重视这支部队，或有好评，部队作战很久，也不让回来休息，对新的司令官，态度也很冷酷且有敌意。

最后最高统帅不得不出面干涉，说这部队在敌后时间已超过温格特所估计可以维持的时间已几个月，叫史迪威设法赶快调回来，史氏对这部队轻慢侮辱，蒙巴顿大怒，就叫魏德迈（Wedemeyer）到史的司令部要他道歉。史在愤恨下遵办了，但不是书面的。史氏在甘第放映一部March of Time电影，名叫Background Tokyo，内容完全是集中在他个人的战迹，使人看了觉得没有其他部队在缅甸作战，蒙氏告诉邱吉尔说：“电影里并未提到东南亚作战司令部，但有人说我有两个镜头，与蒋主席和蒋夫人的。”

十月中蒋主席将史撤职，史就责怪蒙巴顿。这是史的错，蒙氏告诉史：“你一定知道，许多英国人，发觉很难与你相处，但除去为了温格特的继任人有意见外，我可作证，我发现与你私人直接来往各项事情，你都容易相处且很帮忙。”蒙氏事后告诉罗斯福：“史迪威去职，使我很难过，不但是我私人很喜欢他，尤其是使我失去了可爱的魏德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