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四日中五次高压中国
史迪威寤寐以求之事,不在中国抗日之战局,而在缅甸反攻之雪耻。但反攻缅甸之方案,终未能得到中、英、美衷心之协议。“而德黑兰会议后,美国不能拒绝英国之坚持,而却能背弃中国之约诺。反逼我远征军入缅,要求不已,出以逼勒,出以租借物资之停拨。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三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之一百零四日中,所施高压不下五次!盟情友谊,一朝尽割。然吾人莫怪罗斯福态度之反常也。自美军战史资料中钩稽,吾人知此五次压迫,皆出自马歇尔与史迪威内外之勾串。密档所示无一例外。即最后停拨我国物资之命令,亦未尝经过罗斯福之亲核或授权。凡此必不可信之怪事,却见绝不容疑之确证,治史至此,能无感叹。”
密支那作战时,美国业已弃去其珍珠港事变以来,中美军事合作之战略,而自采“中太平洋迳击日本”之捷径。“当美国力量未达中太平洋之时,美国只恐维护中国战场之不力;当美国力量一及中太平洋之时,美国便惟恐抛弃避中国战场之不速。美国军事幕僚之计算,何如是之精刻?国际政治之幻变,又何如是之纪实?如历史当有教训之作用,吾愿今日研讨中美关系者一长思之”。“密支那一役之胜利,诚可使史迪威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之英雄。然此英雄之美誉,实不仅中国在印军万余尸骨所堆垛,抑亦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百万军民汗血生命聚积。吾人必须晓此惨痛史实,而后对于委员长说帖中:密支那胜利不足抵东战场沦失之结语,始能得到其完全之意义”。(以上所有引号内文字,均梁书原文)梁又指出:史迪威指挥部政工人员,与中国共产党之勾搭,卅年以来,中外写述,已多发现。然有一点或可使治史之士感觉兴趣者,即此辈特工活动,皆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发出“采取积极攻击蒋介石路线”命令之后,始亦见其积极。是年六月第三国际解散之伪装,实曾与此辈之积极活动相表里。国际共产党之直接行动不足畏,
国际共党之侵略渗透分化技术,则可惊也。
史迪威调回始末,在是书中占章节较大之篇幅,盖因其事迹与资料,皆时代推移之转笋,不容简略。史迪威之使命自是失败,然其失败之原因,似亦不能全归咎于史迪威,中国战场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亦为重要因素。中国战区未受平等待遇之例甚多……本已有其积愤与不平,益以史迪威之睢恣乖张,故其必至酿成卤莽灭裂之局,殆亦可以预见。
史迪威之使命,自系悲剧,然史迪威在此悲剧中,犹非主角,主角乃马歇尔。因史迪威所执行者,皆马歇尔之政策也。
是书末有“结论”专章,只于全书最后论曰“自抗日立场言,史迪威尚可为中国之战友;自党内立场言,史迪威实有负于中国。自协助盟邦共同作战之使命言,史迪威则更有负于美国,而却无负于马歇尔。但无论如何,此一事件总占抗战期中中美关系最重要之一页”。
是书中文本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台北刊行初版,先后九版。次年六月,英文本由纽约圣若望大学刊行,全书正文及注计三百六十页。九月十八日,《纽约时报》第二十三版刊出一八英寸长四英寸宽大的广告:“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The Full Story。”十月九日《马克•吐温杂志》选举梁为“马克•吐温斗士”(A Knight of Mark Twain),表示对梁所著《史迪威在中国》一书的卓越贡献。十月十九日法国一出版公司驻美代表Kurt Bernhelm致函圣若望大学出版部,表示其公司非常愿意考虑刊行梁著《史迪威在中国》的法国版,如蒙给予法文译述权。而早在八月三十日,New Hampshire 第一大报Manchester Union Leader已刊载Dr. Joseph Elia的书评,第一版报名上标题是《失去中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Loss of China)。是报宗旨如其报名中所刊“There is Nothing, So Powerful As Truth”。同日是报社论由其出版人撰述题为“The Truth About Red China”对梁书备加赞美,结语是大字刊印:确实阅读Elia's书评和梁教授自己对这一情况的论述。
同年(一九七二年)纽约大学远东历史教授谭春霖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行的《美国历史评论》十月号撰刊一书评,称此书为中国方面有力的表白。谭指出以往有关史迪威事件的著作,都是由美国人根据美国资料写成,梁教授此次特别出书,以匡正他所认为的美国方面没有根据的臆说及不正确的说法。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一九七五年夏季号(第九十五卷第三号)刊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所长载德华教授(George E. Taylor)所撰评论,开宗明义即指出:我们为史迪威事件的中国人著述,等待了很长久时间。梁教授是书强调撤回史廸威的三项争论,并根据大溪资料指出史迪威五项违抗行为——蒋委员长不像狄托(Tito)一样,在大敌当前时削除国内反对者。美国学人能自梁的著作中获悉许多知识,特别是蒋对史迪威与美国盟友的观点。史迪威实有负于中国人,也没有为美国政策的需要而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Martin Wilbur)评论云:梁教授有关史迪威在华工作的研究,大量应用以前不公开的档案,呈现一显著不同有关中美关系根据美国资料撰述的画面。
魏德迈上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评论云:“我时常想到旧谚‘我愿相信我自己看见的事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与中国领袖以及将领日常接触数年间,我认为所有(若干敌视自由中国的美国人的诋毁言论)这一切一向是不平衡的、故意偏颇的、不公的;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是自欺的”。“我诚意祈祷:美国于过去一年对中华民国所采取的政策与行动,最后不会成为在历史上背弃友人和原则”。“人们希望:历史自有其矫正不义,并达成更平衡的批判之道。梁博士的论史迪威在中国一书,使我印象深刻,在这一建设性的修正过程中,允称一极卓越努力。”
《美国陆军工程师》杂志(USArmy Engineer Magazine)是美陆军部官报,销行甚广,其一九七三年一月第四二三号第六三页刊出评论指出:“是书提出若干新资料,为研讨史迪威事件所不可缺之书籍。”
梁书英文本发行初版二千册,不到四月即售罄,可见美国各方人士之注意。各种佳评甚多,已略举数人于上述;但亦有一二反对评论如The San Diego Union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刊出书评,即以为不论是书主观性质在其另一边观点。但时间接近的事实常是不真实的。
梁逝世前月余所撰《余年忆往》,指出一生最得意事,除甘肃省财政厅长禁种烟以外,即《史迪威事件》的完成。在是书写下《自序》后,“心中一月澄静,作为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人,自认总算尽了自己的本分”。
梁撰是书时,正担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原是张群代钱思亮院长劝驾就职。自是书刊行即赴美时,一再向钱院长请辞,未得允,因又请张群致函钱。嗣因慎重物色继任人选而未能即予决定,原则上已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