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陈铁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