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陈独秀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摘自《陈独秀与瞿秋白》 唐宝林 陈铁健/著 团结出版社

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新青年》编辑部，整个新青年的编辑部已经开始分裂了。由于胡适等人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在社会改造问题上，胡主张他美国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新文化阵营终于发生分裂。

1919年，《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制，陈独秀仍为总负责。5月，在陈独秀支持下，李大钊主编的6卷5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因故推到9月出版)，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引起胡适的不满。于是胡首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应战，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批驳胡适的观点，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接着，双方又发表多篇文章，争论颇为激烈。这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没有参加这场争论。

10月5日，陈独秀在胡适寓所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试图弥合裂缝。会前，胡适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企图独霸编辑权，以垄断编辑思想。鲁迅则说：“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7卷1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2月到上海时，陈又将其带到上海。

但是，由于陈独秀到上海后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随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7卷6号是“劳动节专号”，8卷1号起，又开始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陈独秀估计到北京同人必有异议，就在4月26日即“劳动节专号”出版前，致函李大钊、胡适等12人，征求《新青年》今后怎么办?他提出：是否接续出版?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此举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员都没有表态。实际上胡适等人对撰稿开始怠工。

另一方面，在上海，《新青年》成为共产党机关报后，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被上海党的发起组所取代。但陈独秀还想拉住胡适等人。8月2日，8卷1号稿凑齐时，他又致函胡适，望其为2号供稿，并点题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但胡适未予理睬，继续怠工，逼得陈独秀正式吸收上海发起组成员加入编辑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出版后，他写信给北京同人，报告现在编辑部新加入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主要编辑工作仍由陈望道负责。

但这时陈独秀还望维持与北京同人的联系，以期结成统一战线。12月16日在他赴广州时再次致函胡适、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对这两封信不再沉默，立即作出各种强烈反应。胡适在接到1日信后即要每人传阅，并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邮寄；接到第二封信后，他大不满意，回信答辩与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近年思想见解一直相左，颇怪陈独秀竟相信谣传。

接着，北京同人开会。1921年1月3日，胡适即把各人意见归纳后复函陈独秀：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办法有三：(一)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移北京，并发表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

陈独秀接信后很生气，立即复信，对胡主张“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极为不满；认为胡提议“另办一杂志”的主张是“反对他个人”，声明胡如另起炉灶，“此事与《新青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