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二）

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