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圆明园之焚

发生于清咸丰十年九月初五（1860年10月18日）的“火烧圆明园”事件，距今将近一个半世纪了。述说或评论这一事件的文史作品，不知凡几，可惜不合历史实相的怪论也不少。

圆明园之焚，下令纵火的是英国对华交涉专使额尔金勋爵（LordElgin），执行纵火任务而将圆明园和畅春、清漪、静明、静宜四园统统烧成废墟的，是侵华英军第一师。

这五园其实都已成为空园。原来这年八月初八（9月22日），咸丰帝闻报清军在京郊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便带着他的妻妾和部分王大臣，丢下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行宫。四天后联军推进到北京城外，轻松地击溃了僧格林沁、瑞麟统帅的满蒙八旗军余部。八月二十二（10月6日），法军首先闯进圆明园，立即大肆抢掠。次日英军也进入园内，“两个强盗”（法国作家雨果的形容）展开劫掠竞赛。同年公历10月9日《纽约时报》，即有劫掠的现场报道，不妨再引用一段：

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却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师，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制太大无法搬走就把他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

如果当初大清国的皇帝陛下能把圆明园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地移交过来的话，那它将会卖出一个天价，可惜有3/4以上的东西被法国人毁坏或掠走了。（中译文据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页191-193，北京三联书店，2001。）

然而英法联军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们向咸丰帝出逃前任命的议和钦差大臣恭亲王发出威胁，不开城就攻城。于是又兵不血刃，侵占了北京皇城。岂知就在这时，额尔金致函法国专使葛罗（J.B.L.Gros）,建议拆毁圆明园。这回葛罗却以保护名园为由，表示不赞成，但同意拆毁城内部分宫殿。额尔金一意孤行，于是下令英军对圆明园等纵火。

额尔金为何坚持焚毁圆明园？清末便有一种解释，说是一个叫龚橙的中国人出的主意。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懂英语，这时正充当额尔金的参赞威妥玛（T.Wade）的记室即书记。据说龚橙出此“奇计”，目的在于化解洋人的愤怒，保全都成数十万人的生命。这一怪论传播很广，直到数年前还有人骂龚橙是汉奸，却相信他确是圆明园之焚的“谋主”。

此说于史不符，拙文《龚橙与火烧圆明园》曾作商榷。

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满清官方文件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已有详载。此书编成于清同治六年（1867），总裁官宝鋆曾在圆明园被焚时充当总管内务府大臣，而副总裁文祥则为当年留京的唯一军机大臣，辅佐恭亲王对英法联军的议和谈判。他们选录保存的史料较真实。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据台湾1963年3月初版影印，1987），其中咸丰朝涉外部分，便主要取材于它。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有兴趣读史者，不妨一阅。

这里不能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刊布的官方文件详予考辨。如同清代一切朝野史料一样，其中同一事件的不同陈述，往往互相矛盾，考证难免繁琐。以下仅简单列举可以认定的几点史实。

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于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发专使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暂告段落。但咸丰帝随即翻悔，不同意英法俄美四国派公使驻京，不同意英法船只进入长江，要求谈判大臣桂良等，再作交涉，“破除情面，勿恤人言”。

1.英国反复磋商不成，派舰队至大沽口，欲强行登陆，保护使节进北京“换约”，不料中伏击失败。咸丰帝色厉内荏，对英国以战迫和，又想离间英法俄美关系，岂知着着失败，而法国决定与英国共同出兵侵犯京津。时为咸丰九年。

2.咸丰十年，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不断失利。英法于同年五月（1860年6月）通告欧美各国，对清朝宣战。同年六月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再战天津，与清廷边谈边打，向通州推进。

3.咸丰帝于同年七月二十四（1860年9月9日）下诏亲征，引发朝野极大恐慌，因知皇帝准备弃京北逃。钦差大臣载垣等照会额尔金、葛罗，要求派员在通州议和。英法联军派巴夏利（H.S.Parkes）等赴会，随行英法官员记者数十人。不料载垣已得咸丰帝密谕，如谈判破裂，即将其“谋主”巴夏礼等扣作人质。载垣以巴夏礼拒绝见皇帝行跪拜礼为由，命僧格林沁载捕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包括英人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统兵大员胜保当场杀死二人。馀均押送北京，关进刑部“天牢”，备受凌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BowLby首先致死。

4.咸丰帝出逃热河途中，尚密谕北京留守王大臣，将巴夏礼妥为看管，如英法攻城，势不可支，即将其正法。此后恭亲王虽将巴夏礼移居狱外善待，恳求他致函额尔金允许讲和，但仍不敢违背上谕，将巴夏礼等释放。

5.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继又侵占北京皇城，解救人质，发现关进天牢的三十七人，生还者仅十九人。额尔金就面临向女王政府和议会交待的问题。尤其是首先死于满清天牢的，竟是《泰晤士报》的名记者，他又如何面对英国公众舆论？他拒绝法国特使葛罗的反建议，不同意用拆毁清宫来代替焚毁圆明园，并非因为清宫建筑更古，而是因为作为大清皇帝“夏宫”的圆明园，早在欧洲名闻遐迩。何况它是“天朝”实际的政治中心，满清皇帝下达的绑架虐杀英法人质的诏敕，都由此发出。无论为了彰显复仇决心，还是为了掩饰劫掠恶行，将这座世界第一名园，付诸一炬，不是更可躲避人质被害的责任吗？

据额尔金死后发表的他致家人函，曾说：“劫掠和蹂躏这个地方（指圆明园），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坏。”

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这位英国勋爵的伪善。可是，比较他的政治对手，那位仅因夷使不肯双膝下跪向自己叩首，而宁可丢失首都，在大清帝国首开君主逃亡以致死于流亡的记录的咸丰帝，在假仁假义方面，有何区别？

满清入主北京以后，凡历九世十帝。撇开年号宣统的末代皇帝不谈，在位十一年的咸丰帝是最短命的一朝君主，仅由圆明园之焚，那终极缘由，至今尚说不清楚，此人此朝岂不值得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