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真是慨乎言之。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比方说上世纪末以来中华书局重版并增补的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不再强分“清代”与“近代”，不再拘泥是否名人名作，而取其可备“史料”一格，在客观上就是对“以论带史”的一种突破。同时各地出版机构也竞相刊印同类稗史笔记，内中颇有剽袭他人校点或者不学无知妄作的伪劣印本。那是学术普及过程中的必有现象。较诸以往多数学者被迫从《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抹煞原作出处的所谓史料汇编中找资源，却又每因难辨真伪而不敢征信，无疑提供了方便。重印或新出的笔记野史，篇前多附“点校说明”，绍介作者与版本，更多是夹叙夹议的内容介绍。前述通病便在此类说明中有普遍体现。近六十年来学人不断“洗澡”，特蒙关爱的人文的社会的学者总被推到高温池心，不烫死也烫昏，即如效法乾隆、嘉庆间经史考证的纯学者，也重足而立，唯恐无心犯忌，陷入文网。于是校点古籍，序跋乃至注释，必须表态彰显“政治正确”，也成惯例。当然表态因人而异，有的勉强，有的就令人恶心。

近年常读海内重印或新出的清代笔记野史，除因校点伪劣（包括剽袭我早年校本却新增校排错误）而有误食苍蝇的感觉，还常因点校者牛头不对驴唇的“政治表态”而失笑。但有一点小小发现，即谢国桢、张舜徽诸贤均未勘破的，在晚清笔记中体现的满汉矛盾。

晚清的笔记名篇，论者必推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槤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等书。他们都是旗人，法式善籍隶内务府蒙古正黄旗，昭槤是满洲宗室并曾袭封礼亲王，福格则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三人恰好表征组成满洲八旗的三大族群，不必说三人的笔记内含同一满洲特权群体内部的不同族类取向。三人中福格最无名，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傅增湘藏稿刊布《听雨丛谈》，近代史家才知清咸丰、同治间有这么一位汉军旗人，他是乾隆晚年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英亷的曾孙，他做为没落贵族后代只能作幕为生，做过讨捻时期僧格林沁的山东行营总管，在僧王死后曾知莒州。

犹忆一九六0年初见《听雨丛谈》，对其中述满洲八旗原起颇感兴趣，但随阅《八旗通志》及清前期实录，便感福格述史肤浅。不想时过四十年，为备课重读此书，却发现福格对于满清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

当年我初见福格此说，未免诧异，以为他存内满外汉偏见而颠倒历史。及至沉沦为“牛”（毛式术语“牛鬼蛇神”的略称），百无聊赖，重读清代经史诸著，检出福格此说，考以所知清代史学史，始恍然，以为柳诒徵所谓“史权”说，并非谬论。即如在满清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族群复杂关系中间，体制内屈从满洲而文化上垄断经史的汉官（清代汉人涵盖被征服的胜朝各省居民），他们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如翰林院、詹事府乃至科道衙门，必定通过三十六计乃至更多的权术，捍卫本族本地利益，甚至仅仅为了替当权者内部政争表态。再经多年反复阅读满清正野史料，令我以为福格的说法，属于非权威的洞见。前引文紧接着有如下说法：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

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价，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敍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当代已无翰林院或国史馆，但达官贵人的“饰终之典”，尤其是讣告悼词的“评价”，字句必争，以至尸体累年不得火化。这常令人怀疑生错了时代，不知自己是否仍属十八世纪清帝的臣民？挣脱这样的奴隶心态，在五十六个民族组合的中华民族，那奋斗过程已逾百年。但我们的民族，有没有超出百年前清代翰林院述史阳奉阴违的尺度？看来仍属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