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这个东西，50岁上下的人可能都见过，尤其是搞过宣传的人，想必还都用过它，这就是油印机。在电脑出现之前，它是各个部门打文件报材料传递信息发布通知乃至制作饭票最主要的工具。
“文革”的时候，我混在学校一派组织的宣传组里，每日的工作就是出版油印小报。别看这小报简陋，要办好它，没点真功夫还不成。先说刻蜡版，你首先得会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字，横平竖直，大小一致。在钢板上刻字，与在纸上写感觉是不同的，蜡纸薄，铁笔尖，钢板硬，所以用力要均衡，力小了刻不透，力大就破了。好在编辑部的几位同学，都是学过书画的，这些技术难点，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那美术字刻的，比报上的印刷体都漂亮。
我们的小报上，每期都有套红的主席像和宣传画，刻画比刻字更难，那大面积的黑，需要慢慢去磨它，既不能破，也不能留一丝的白，不规则的边缘线，要刻得齐整又柔和。经过多次实践，我们不但能刻木刻效果，也能刻素描效果。可以说，刻蜡版的手艺，几乎被我们玩到家了。蜡纸刻好了，就要上机印，这道工序的关键是调油墨。我们掌握好了油墨和汽油的比例，常常是第一次就成功，不废片纸。
到了插队的时候，还惦记着到乡下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便把学校的油印机、钢板、铁笔、蜡纸卷了全套，偷偷打入了行李，带到陕北的村里。
谁知贫下中农根本不吃这一套，人家大报都不看，更何况你这小报。初下乡时倒办过二期，贴在村口上无人理睬，也就没了兴趣。再加上每天干活累得要死，哪还有精力去玩弄这个活计，况且农村也找不来纸，便把这油印机丢在寒窑里，再没用过，时间一长，想都想不起来了。直到有一天，又把它重新派上了用场。此事当年不敢说，现在事过境迁，不会被追究责任，但说无妨。
插队到第三年，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农村，有上学的，有被招了工的，剩下的可都着了急，纷纷自找门路。家里和部队有关系的，把孩子送去当兵。在单位说得上话的，把孩子调到干校。还有的知青，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隔了一段才听说，是北京来了人，拿着首长的条子，悄悄给接走了。再不济的，也能把孩子转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虽说也是插队，但起码交通方便，吃喝也不用愁。
什么事都怕比，大家是一块儿来的，热热闹闹，日子再苦，也能往下熬。如今伙伴们纷纷离去，送走一个，留下的人总要难受半个月。走的念头就像憋急了一泡尿，弄得人坐都坐不住。那些家里没权力没路子的，指望不上，就得靠自己想办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到了办病退。可那时年轻力壮，身体跟牛犊子似的，远无病史，近无现行，医院的设备也不是摆设，哪能你说什么人家就认什么。俗话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可这个时候，你要是真有个什么病，反倒遭人羡慕。
人们为了能够开出病退证明，也是八仙过海，想尽了手段。比如量体温之前，先灌一肚子热水，不管低烧高烧，比正常体温高就行。有的干脆胳肢窝里就夹个热水袋，体温计一插，还不到五分钟，那温度高的，大夫看了都害怕。还有的几十里山路跑着去，坐到医生面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马上让大夫测心跳和脉搏，要是正常才见鬼了。更有那鲁的，使出绝的手段。大夫问，你哪儿不舒服，他回答是腰，大夫给他检查，伸手一摸，腰上别着个硬东西，圆把薄刃，竟是一把菜刀。大夫二话不说，坐下就把证明给开了。不是大夫立场不坚定，你看那小伙子眼都红了，为这事挨上一下子，实在是不值得。
当然动刀的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和大夫套磁的办法，后来风靡全国医疗界的拿红包，可能就是起源于这个时候。
我们队剩下的几个知青都是文人，那些个手段是使不出来的，要说人有了专业技能，什么时候都不吃亏，武的咱不会，就来文的。现成的手艺，为何不用。那病退证明不就是一张纸吗，都是印好的现成格式，咱到医院里去顺几张就行。至于病历，照着别人的抄，什么肝炎肺炎心律不齐，血压高关节炎，什么管用咱填什么，关键就是那枚章子，只要盖上它，狗爪子划上的印儿都算数。
说起模仿图章，那是我们在刻印小报时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在“文革”中用过多次。那时很多组织都有宣传队，经常搞什么演出。门票多是油印的，盖上章子就发行。我们如果没票就仿制，找一张真票，放在蜡纸下边，量好尺寸，就开始仿刻。票面仿制并不难，无非就是几行字，图章得费点劲儿，把它照原样描下来，然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刻好了，取一团棉花，蘸上红印油，把蜡纸覆在票上，轻轻一擦，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我们用自制的门票混入过多场演出，无一失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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