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头蛇”的行藏——读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热门课题,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就西学东渐这个方面而言,以往的研究著作最多的关注是传教史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科技和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比如数学、物理、天文等科学的传入,西洋的测量仪器、钟表火炮的传入;其次也很关注西方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透视法之类)的传入及其影响。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历史学者在做,更有科技史和美术史研究者在做。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科技和文艺层面是争议最少的领域。连康熙皇帝都对西方科技青眼相加,何况其他士大夫。钟表仪器火炮之属大多服务于宫廷和国家,引进吸收,即使并非毫无分歧,但是像“历狱”一案那样演变成政治事件者,毕竟属于例外。
其实,东西文明的碰撞在中国这一侧,主要表现在思想和宗教层面。关于此一时期西方宗教思想对中国之影响的研究,就迄今发表的一些作品看,或从思想层面讨论西学与佛学的冲突,或从哲学层面讨论晚明儒学思想的变化。但是,士人才是思想和宗教的承载体,对于士人如何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西学给明清之际奉教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带来的困扰,却鲜有研究,即使有少数论文涉及于此,也未见深入,或者仅仅停留在明末三大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的一般讨论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最近出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则以丰富精彩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弥补了这一缺失,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力作。
“两头蛇”为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所亲见,并因此撰就一诗曰:“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写此诗后不久,曾因吴桥兵变而企图以违反天主教教规的方式自刎,以坚守儒家的名节。入教受洗而违反教规,身为儒生而不能从容地坚守名节,这就是两头蛇的困境!也许不待重大考验来临,孙元化就已经感受到了夹缝中的尴尬,所写两头蛇诗就有自况的味道(诗中有“以我行藏似”之句)。黄一农的著作以两头蛇“首鼠两端”、“犹豫一身”的怪状形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难困境。无论是因为他们选择天主教的初衷即为融和儒耶,还是因为入教后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都注定了明清奉行天主教的士大夫会碰到一些特殊的难题,其在文化冲突中的艰难抉择是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
比如,奉教士大夫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纳妾的问题。天主教“首禁二色”,明朝虽然在法律上对纳妾有所约束,但形同具文,清朝更是放弃了这种限定。于是,究竟是服从上帝,还是要纳妾以接续香火,成为明末士人王徵遇到的重大难题。
王徵(1571-1644)是最早学习拉丁文的中国士人之一,曾经帮助金尼阁刊行拉汉字典《西儒耳目资》。王徵于天启二年五十二岁时登进士第,恰在此前一年入教,深信此乃“天主之赐”。由于原配尚氏所生诸男尽夭,膝下无儿,家族的压力和妻女的劝谏,使他被迫纳年方十五岁的申氏为妾。纳妾的行为严重违反天主教“十诫”,王徵自知罪孽深重,多次请金尼阁等神父为之解罪,均被严词拒绝:“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此后王徵便生活在自责的矛盾心情中。崇祯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徵下决心要解决他的婚姻问题,乃与妾申氏断绝婚姻关系,并撰写《乞请解罪启稿》请求宽恕。类似王徵的士大夫还有不少。根据黄一农对明末清初十二位曾奉教士人的统计,除了许乐善、徐光启、孙元化和魏学濂之外,其余八人都曾经纳妾。杨廷筠、李之藻和韩霖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待将妾扶正后受洗;张赓和王徵则在受洗后娶妾,瞿式耜和金声更因传嗣纳妾而最终选择出教。
明清鼎革之际,一些奉教士人在面对应否殉节时,也与其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例如王徵曾被李自成北京政权征入为官,王徵绝粒而死,这是违反天主教规的行为,因为天主教十诫中第五戒为反对杀人,也不许自杀。另外一位天主教徒魏学濂则于北京城破后投款降闯,因其父大中乃社会上极受人尊崇的东林党忠臣,故其失节行为大受清议挞伐。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学濂的下落竟然成谜,有说自杀殉难的,有说隐居埋名的,前者合乎儒家的逻辑,后者则无违于天主教的戒条,这样两极的观点,与后世对学濂晚节的评价一样,往往因对西学、西教的态度不同而泾渭分明。本书《忠节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一章则从同情了解的心态出发,予以条分缕析,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可谓知世论人,故余英时先生谓其合乎史家之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