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皇帝，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一个曾经被封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皇帝，一个因执行所谓“让步政策” 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皇帝，一个因在各种电视剧中热播、在通俗作品中细说或戏说而被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皇帝，一个唯独历史家已经无话可说的皇帝！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帝位，难免获屠兄夺位之讥，其情形大体与隋炀帝杨广得位相类。唐太宗当皇帝不过23年，比他享祚久长的皇帝大有人在；贞观时期的全国人口不过300万户，远远不及隋炀帝和唐玄宗时期的900万户左右的规模，这个数字基本上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在恢复期。那么，唐太宗凭什么被推为千古一帝呢？

从马背取天下

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晋阳起兵前，老谋深算的李渊曾对提出起兵反隋建议的年轻小伙子李世民说：今化家为国，或破家灭族，都由汝而起。而后世和现在的史家大都认为起兵是唐高祖李渊蓄谋已久的心思，并非李世民首谋，李渊的话只是对自己的掩饰和对后生的勉励之辞。做这个翻案文章的关键 证据出自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封笔于李渊在位之时。论者咸谓此乃第一手资料，未经太宗时的史官篡改。但是，谁又能保证当时人记当时事，不是取悦高祖的附会之辞呢？不管如何，18岁的李世民已经察觉到天下可为，并坚定了其父起兵的决心，这一点应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作风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后来的敉平突厥与征服高昌的战争中，他都表现出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但是，有一件事令这位枭雄心情难平，那就是他平定山东不久，河北地区在窦建德旧部刘黑闼的领导下再次举兵，山东旧地，大体皆叛。倒是李建成采纳魏徵的以招抚为主的怀柔政策，稳定了山东地区。这件事几乎是当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灭陈之后不久，出现反复，“陈之故境，大体皆反”。后来杨广恩威并用，才 稳定了对南方的控制。

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对于年轻气盛的李世民转变观念影响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这确是很识时务的看法！

经历从马背到龙庭的转变，唐太宗开始改变统治策略。他广纳贤才，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同时，他还有天策 上将府，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对于贞观年间的政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大 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做出了英明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下引此书皆不出注）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 恢复疮痍满目的唐初社会与经济奠定了正确的治国之策。

治国与用人

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 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及窦为唐军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他虽职位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 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己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爱惜其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父、祖皆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其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唐太宗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 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 智。他对于自己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占，非所长也。”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 法。说博陵崔敦礼，“深悉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