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越来越远的高考往事，在已经成为中年人的考生们的回忆里，渐渐变得宛如一个传奇。昨天还在地里放羊，今天就坐进了考场，明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出出过五关斩六将的喜剧。
1977年高考的招生对象宽泛，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则远远低于今天。1977年的冬天和1978年的夏天，社会上积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学子们涌向考场，两年考生加起来共有1160万。没有预计到报考人数会这么多，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中央决定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最终，40.1万人考上大学，平均录取比例为29:1。
近30个人争取一个上大学的机会，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形容并不为过。但是，考生们却远没有今天的考生们紧张。许多工人考试结束当天就赶回工厂上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立即赶回农村冬季农田基础建设会战工地。
当年的高考试卷。放在今天身经残酷题海大战的高考生们面前，也简单得难以置信。就是这样的卷子，在1100万人中挑出了40万佼佼者。谈不上复习，从听说消息到进入考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复习大纲，没有辅导材料，甚至连高中课本都很难找到，只能靠过去的知识底子。最有把握的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而绝大多数考生则是初中生甚至连初中水平都没有的人，水平天差地别，指望着到考场上碰碰运气。
那年的考生中真有高手。北京市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么古板概念化的作文题，居然也能有人写得荡气回肠。一位名叫阎阳生的老高中生写的作文，后来成为范文登在报纸上。但是，大多数考生基础之差，可以说到了笑话百出的地步。
一位当年监考的中学代课教师回忆说，考历史时，问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居然有人填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另一个地理题目问山西省的简称是什么，一个考生填上了“醋”。他再也绷不住笑，捂着嘴冲出了教室。还有一个考生的故事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答不上来题，就在卷子上写道：虽然这道题我不会做，但是我知道一个治关节炎的偏方。他把偏方写到了卷子上。于是，阅卷老师把偏方抄下来，卷子上判了个零分。
那一年的英语成绩并不计人总分，只做参考，得十几分甚至零分的人比比皆是。据说有一位考生，面对一窍不通的英文题，决定把准考证折成一个小方块当做骰子掷，照片朝上就填“A”，照片朝下就填“B”。就这样，他居然蒙了三十多分，进了一所外语学院。
与现在不同，当年的阅卷老师为了了解考生的真实水平，都会参看草稿纸。有些考生试卷上答错了，如果草稿纸上的演算有部分做对，评分时也会予以考虑。有个老师在评阅一份理化试卷的时候，发现一道电学试题没有做，但考生却在草稿纸上画了幅符合要求的电路图。阅卷教师拿起了红笔，把草稿纸上的电路图圈出来，同时在试卷上记下了相应的分数。
那场高考，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它的兴奋、浪漫、粗疏、荒诞和贯穿始终的振奋激情，今天已不可复制。
三十多年前，不管是1／29的幸运者，还是那28／29的落榜者，考上了是天降大喜，没考上也算试了一把，“把‘四人帮’夺走的青春夺回来”的热情一样高涨；而对于今天的考生们，响亮口号远不如录取率、就业率更让人关切。当社会从政治年代进入到经济年代，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思虑，就这样变成了十几岁孩子们心头实实在在的重负。
摘自：《视野》2009年第10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黄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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