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前言

今年（2005）恰值中国废止科举制度整整一百年。《二十一世纪》决定推出一期纪念专号。早在一年之前，我已接受编者的稿约。但不料在预定撰写期间，别有他事相扰，不克从容着笔。本文是在忙乱中挤出时间写成的，草率谬误之处请编者与读者原谅。

如果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作科举考试的发端，那么科举制度在中国先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与统一王朝体制同始同终。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是值得回顾的，所以我决定对此制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作一次长程的观察。只有先认清科举的历史特色，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科举废止为甚么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开宗明义地说，我认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下面我将讨论科举内外的四个部分，以证成上述的观察。本文属通论性质，而非学报式的专题研究，虽参考了不少原始史料与现代专著，但一概不加注释，以便省览。

一

从表层作描述，“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甚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问题，这里毋须深究；但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柢固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每一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之计几乎无不把“开科取士”当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视，甚至所谓“征服王朝”（如辽、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虽然其重要性不能与汉族王朝的科举相提并论。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甚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specialistsinculturalmatters"）。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学而优则仕”一语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责的话柄，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涵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为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纪元前五、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四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复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如齐、赵、楚、魏“四公子”及吕不韦等）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句政治格言广泛地流传于战国晚期，决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说明：“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正式形成。这一新兴阶层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转变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春秋谷梁传》中有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一转变：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上古”不过是“托古改制”的说法，事实上这句话确切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实况。士、商、农、工是专业分类，士和商则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两大阶层。“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便从此凝固了下来（至于后世四民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则是因“重农轻商”而修改的）。第二、由于受过精神训练和经典教育，“士”的专业主要在担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层级的领导工作；这一点至战国末期也已取得社会的共识。因此“士”与“仕”在当时的语言中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孟子早就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明明是承认“士”以“仕”为专业，同时也肯定了四民的社会分工。后来荀子更铸造了“仕士”这个名词，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与“处士”的概念作对比。

“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会动力正是汉王朝不得不将政权向“士”开放的根本原因。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出身“无赖”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里；他公开说道：“乃翁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但他做了十一年皇帝之后，忽一改故态，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齐桓公，下诏“招贤”了。这就表示：他已领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诏书坦白承认：为了“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他愿意“尊显”所有“肯从我游”的“贤士、大夫”。但是为甚么要迟至七十年后汉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开辟“士”的入“仕”途径呢？这也是“士”阶层的势力一步步逼出来的。汉高祖为了巩固刘家的天下，建立了许多独立的世袭王国和侯国，由刘氏子弟分别统治。春秋战国的政治格局几乎又重现于统一帝国之内。《汉书．邹阳传》记述得很明白：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游士”风气的的复活。战国末期“士”的队伍已极为壮观，但一般而言，他们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不得不奔走各“国”之间以求“仕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专业。汉初“士”的处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汉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128年）之前，他们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跃在各独立王国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统的局面下为分裂的势力推波助澜。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这一情势甚至一直延续至武帝初年未变。《盐铁论．晁错》篇记：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抓住了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便真正懂得为甚么汉武帝紧接着“削藩”之后，一方面在中央设立太学，一方面又令州郡察举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影响之下，他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帝国的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

总之，“四民之首”的“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汉代统一帝国不得不“开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发端如此，它在后世统一王朝下持续发展也是如此。汉武帝以后，“士”已脱离了“游士”的阶段，一方面，与宗族、亲戚、乡党等人群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开始“恒产化”，在乡土定居。这样一来，“士”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凭借，在所居郡县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士”的影响力从文化与政治领域逐渐推展至社会、经济各方面，而且盘根错节，牢不可拔，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也愈往后而愈为巩固。汉以后的统一王朝为了“创业垂统”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虑怎样与“士”阶层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构的科举制度必须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南朝后期以来，“士”阶层中所谓“寒人”开始抬头，他们要突破门阀的政治垄断，争取入“仕”的机会。这是新科举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历史背景。唐代是门阀贵族逐步衰落的时期，中、下层的“士”通过科举在政治上则逐步上升。所以“进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后愈显著。但门阀的彻底衰亡发生在五代北宋之际，因此从宋代开始，所谓“四民社会”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与其它三“民”──农、工、商──之间的社会流动则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随时可以降为农、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陆游、袁采等都关心后世子孙不能为“士”时应如何择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农、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袭职业，同样有上升为“士”的机会，所以熙宁二年（1069）苏辙〈上皇帝书〉说：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这一句话便足够证明“士”的社会基础已比唐代远为扩大了。苏辙〈书〉中的“士”即指科举的参与者而言；这是中国社会史的新动向，下面将略作补充，此处不详论了。总之，唐、宋以后科举制度已成为传统帝国系统的一大支柱，无论是对“士”怀着很深敌意的朱元璋或异族入主的满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举的统合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