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

一、进纳授官

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後，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说：

“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出粟五千馀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诚以鬻爵之法，虽所以济人事之不及，非所以体天道之至公。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淳熙（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不如进士。’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进纳补官、进纳出身、进纳买官、进纳官、进纳官人、进纳出身人、进纳人、进纳、纳粟、纳粟补官、纳粟授官、纳粟得官、入赀补官、纳赀授官、献助补官、献纳补官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

“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

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据後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此後的进纳授官也大致授低官。如《宋会要》职官55之30－32载宋真宗景德时，规定在沿边送纳军储的“酬奖”，列表如下：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从八品宣德郎（宣教郎）和从义郎、秉义郎。

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方式。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

“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胡宿《文恭集》卷18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户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後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