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出走

承蒙兆奇君赐我先睹之惠，不断通过电子邮路传来他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系列辨正文论和相关资料附录。说实在，读到兆奇君对日本虚构派的驳论，以及该问题上日本各派的讯息(如三派《问卷调查》)，很难心如止水。21世纪的人类在对待历史反省问题上，仍然需要不断袪邪除魔，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兆奇君客居东瀛多年，在相关资料的广为搜集和细致磨勘方面有很多优势，因为"关乎大道"(著者文中语)，有心已久，蓄势待发，一发将不可收，是自然之理。本项研究才刚刚开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将陆续问世。

我很佩服兆奇君的执著和谨严。在这一段时期里，他沉住气、定下神，用他义理由事实而出的中国史家工夫，以乾嘉证实辨伪的手法，通过对日本军队组织和个人等大量公私原始资料的查考，逐一细致地纠劾虚构派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种种胡搅蛮缠，芟除一切无端滋生的蔓枝野籐，肃清理路，以正视听。他决意完全从学术的立场上，与所有尊重事实的研究者平等对话，以获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以为，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是学者担当道义职责，求真求实，自律律人应持的立场。

对兆奇君通过纯学术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我很理解，也觉得有充分的必要。同时，面对这一段历史，我的经历又使我往往难抑不平的心情。出生于1938年9月(农历闰七月)江南偏僻水乡的我，确实也是较晚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一事。然而，我对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惨酷杀戮平民的罪行，儿时即有强烈印象，毋庸追索历史记载之有无，永远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我的故乡远离铁路、公路，深藏于纵横交织的水网之中，历史上不知逃过多少次内战的厄运，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竟未能幸免于难。就在南京惨剧发生的同一时段，193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1938年1月26日)，下午1时起，占领江苏昆山的日军，在我家乡陈墓镇(今改名锦溪镇)所属的马援庄，以"搜查"国民党散兵为由(纯属无中生有)，先后用刺刀活活挑死世代务农的村民108人，历三小时有余。除少数侥幸不在村上，全庄男女老婴无一逃脱飞来之灾。耸立河滩原址上的死难者纪念碑，岁月无声地见证着这件惨无人道的屠杀血案(此事已载入史册)。而我做小学生时，听到幸存家属的泣诉，声声撕裂心肺，虽半个多世纪过去，言犹在耳，仍不免呯然心悸。

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河面上传来日军巡逻汽艇的马达声，古镇居民习惯地急忙四处躲藏，街上空寂无人。先大舅，一介细民，经营竹器芦席，据母亲说他生性胆小怕事，却因放心不下另一头的幼小子女，忍不住从避所走上街头，途中偏遇日军抓人，即被劫掠而去，与另两个相似境况的镇上平民，一起被莫名捆绑枪杀，沉尸于"陈墓荡"淼淼湖底，留下寡妇孤儿五人。而今，几位表兄妺俱健在，苦度一生的舅母已随先夫入眠地下，伴慰冤魂。每年清明，站立于大舅坟前，我每每无言而泣。

我真想告诉虚构派先生们：若诚心诚意想"求证"日军侵占中国八年间杀人无数的历史，岂独南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日军所到之地，无处无有证人、证言，何难之有？

时光易逝，那个灾难时代的惨痛，越过三代人，完全成了陈年往事。像我这样，战争爆发后刚刚出生的一代人，现在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爷爷奶奶。史学的训练也把我从单纯的民族仇恨引向更深更远的思考。我们总是期望，时代的前进，智力的发展，时间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将污浊的思想沉渣逐一筛洗，为历史检讨提供一个心灵净化得多的环境。

鞭挞邪恶暴行，弘扬和平博爱的精神，是全人类为谋求普世幸福与共同发展所必须。舍此，人类就会走向迷途，历史也不会轻易宽恕。然而，人类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虽然以完全相同的情景重演历史悲剧的概率很低，但别种残害同类的施虐形式，仍在地球上展示人性丑陋的一面。不断传出的信息表明，在地球的此端或彼端，偏见使人迷妄，怨怨相报，恶恶相济，血腥的气味始终没有因穿越过世纪的隧道率尔消失!

我想，从来就没有人指认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历史上唯一残忍杀人的恶行。然而，不能因存在许多别的恶行，精神似乎就获得了某种"解脱"，由此可以卸去必要的历史沉重感。有一些日本"中间派"人士反感或者担忧别人将日本南京大屠杀与德国种族灭绝犹太人事件相提并论，把区分两个事件的不同性质看得很重。自然，其间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甚至也可以谅解他们忧虑背后的心理情结，但实在不能隐瞒由此生出丝丝憾意：毕竟格局小了。

我们今天的历史检讨，并不是要充当国际法官，考量犯罪某事、某人定刑过重或过轻，甚至我个人认为，将某件罪行完全归罪于某当事人，也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睿识。事隔65年，我们再来检讨南京大屠杀，理应越出中日两个民族的界线，使之成为共同探讨人类何以会丧失良知和理性，是何种原因诱使正常人畸变为杀害同类生灵无动于心的施虐狂人，以及应汲取何种教训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等等这样一种检讨全世界人类生存困境，为各民族都应关心的，更具根本性的历史难题。

西方学者，包括众多德国学者，对种族灭绝事件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者广泛扫描大屠杀造祸原委的纵横各个侧面，从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以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等等显因深挖下去，进一步追索德国历史、德国民族乃至欧洲历史、欧洲民族形成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社会文化潜因，直至质难世界"现代性"所承重的负面效应。有一点提醒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他们明确摈弃把大屠杀的起因"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研究路向，认为这种偏狭的考察会产生令人缺乏深忧远虑的认识错觉。因为，这种满足于历史表层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无罪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它所有事物"，导致"其他所有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置身事外，对造祸深层次的"其他所有事物"失去必要的戒备。

我认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考察，也应当这样。研究者必须自觉地穿越过历史迷雾，撇开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民族或人种，超脱施害或被害的立场，深刻反省所有被扭曲的历史场景(不论发生在哪里)，冷峻检讨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也不论哪个民族)，反复追究的问题意识，始终不离这样一种满含忧患情结的当下关怀：为什么到了现代，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反人类的恐怖行为？

20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反人类暴行，南京大屠杀不是唯一、但也决不是孤立的案例。历史进步的悖论，使科技飞跃、物质丰富的20世纪辉煌画面上伤痕累累。人类的空前骄傲与严重迷失同时存在。在东方或西方出现的，各种情景下各种样式不同的对公民虐害、屠杀事件，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个别人甚或一群人落后、野蛮、邪恶的"反常"举动，将其简单归因于历史正常发展过程的瞬间断裂，生存竞争紧张诱导的片刻疯狂，纪律秩序失控偶发的人心沉沦，其最危险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借助这面"文明反常"的历史镜子照出"正常文明社会"里实际正在不断孽生的邪恶祸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拙见以为，在考辨订正大屠杀事件的每一细节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探究那些更具隐蔽性、更具根本性的罪责。否则，历史的审视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处于心灵禁锢之中的"集体记忆"也始终不容易走出认识迷误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