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说汉初的基本国策

这里说的“汉初”，不止是指的西汉初年，而是泛指西汉前期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里说的“基本国策”，不是指某一方面的政策，如封国政策、匈奴政策、商贾政策等等，而是指决定了这些政策的根本政策。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这对于认识汉初的历史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中来开始我们的思考。

司马迁曾经这样描述了西汉刚刚建立时的社会面貌，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他写道：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以下引《史记》，只注篇名）

这是秦末大乱之后，西汉皇朝建立伊始的一幅历史画面：从天子到平民，都被残破的社会经济局面困扰着；粮食和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而“不轨逐利之民”则非常活跃。

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局面，西汉皇朝的统治怎样才能得到巩固，维持下去？这实在是难以预料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奇迹”出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年，西汉的社会面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这是跟上面那幅历史画面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从“民无藏盖”到“人给家足”，从“天子不能具钧驷”到“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是多大的变化！总之，富足代替了贫困，安定代替了动乱，“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人们通过对于这两幅历史画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汉初几十年中，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那末，西汉皇朝的统治者究竟制订了什么样的基本国策来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呢？

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不妨追溯得稍远一点。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尚未称帝，人们还称他为沛公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有趣但却富于哲理的事情。史载：

沛公西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资治通鉴》卷９，汉纪１，高帝元年）

此事《史记•高祖本纪》及《留侯世家》均有记载，独《樊哙列传》未载。樊哙原以“屠狗为事”（以卖狗肉为业），能出此高见，颇为后人所叹服。元代史家胡三省说：“樊哙起于屠狗，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资治通鉴》音注）

值得注意的是，樊哙、张良都是从秦亡的教训上来“谏留秦宫”的。以当时人视当时事，这个见解无疑是极高明的。胡三省在千余年后，提出“谏留秦宫”为樊哙首功，鸿门宴上直率批评项羽次之，固不失为有识之见；但其未能进而从历史后果中去重新认识此事的价值和意义，却又反映其见解之浅。相比之下，清代史家王夫之关于此事的见解可谓超乎胡三省之上。王夫之认为：刘邦接受樊哙、张良的进谏，不居秦宫，还军霸上，其重要意义，不止是表明刘邦“一时取天下之雄略”，更重要的是以此“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居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读通鉴论》卷２，汉高帝１，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王夫之把这件事情同后来的文景之治联系起来，甚至同两汉数百年统治方略联系起来，堪称笃论。远的不说，至少它对于汉初基本国策的制订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

这个基本国策的制订，从刘邦还军霸上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已见其端倪。如他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乃约法三章，“余悉除去秦法”。他又“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让人们了解他的政策。而当“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刘邦又推辞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于是，“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高祖本纪》）历来有不少论者谓刘邦此举，为收买人心。这是从智谋上来看待刘邦的这些决策和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未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势，似不足取。我看，还是司马迁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在《高祖本纪》后论中指出：“秦政不改，反行酷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自有深切感受。他说的“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实际上是触及到汉初的基本国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刘邦废秦苛法的措施和“不欲费人”的思想，恐怕就不止是收买人心的问题了，而是具有根本决策的性质。司马迁论萧何说：“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相国世家》后论）所谓“顺流”者，顺民心之所向，顺历史之潮流也。“更始”者，改革之谓也。这跟“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是一致的。

汉初这一基本国策的制订是有理论上的根据的，而陆贾就是较早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