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四）

3.“专制说”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与学界的不同见解

“专制政体”之说不仅很快见诸国内的书籍、报端，国内新出现的百科辞书中不久也开始出现“君主专制”的条目。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就设有此条，解释做“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虽未见“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的专条，但亦有一些条目内容涉及“专制政体”或“专制国”。1915年首版的《辞源》也有“专制”一条，释义二做“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曰专制，参看专制政体条”。同时设“专制政体”一条，云：“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为立宪政治之对。”表明来自西方、表示政体的“专制”，作为一个新词已在汉语日常词汇中占据了合法的位置，预示它将逐步成为中国人认识历代政体，乃至历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扩大“专制”说社会影响的另一重要渠道的是20世纪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初起，一些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绘成“专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绘成“专制”王朝。目前所见，1904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节体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再版，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该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的第五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上”云：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促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

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云：

文帝好黄老家言，其为政也，已慈俭为宗旨，二十余年，兵革不兴，天下富实，为汉太宗。其专制君主之典型哉。

第二十节“汉外戚之祸一”云：

推其（指母后临朝之制——引者）原理，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

第六十五节“文学源流”云：

（以文辞取士）与中国相始终，推其原意，皆立谈之变相耳。此专制政体之不得不然也。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均以“专制政体”来解释，无论现象与专制政体间是否存在联系，“专制政体”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药。

此外，1914年出版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治”指出：始皇为专制之大枭桀，故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下略）。

此书1914年8月发行，至1920年已印行16版[130]，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可想而知。又如1924年出版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云：

明太君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这为什么呢？其实只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罢了。

再如1932年出版的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三编“中古史——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中说：从此以后政权遂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而确定二千余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基石。次年出版的下册中称：

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中于君主一身，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明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恶劣，远甚于前代。

君主专制的局势，到明代而达于极点，但这样的政制，便于英主而不利于庸君。再如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说：汉代盛时的政治中心，实在是在皇帝一人手里。所有那时的政治，实在可说是君主专制政治，和上古的贵族专制不同了。

应该指出，1949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颁布的各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均没有将秦以来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的条目与要求，只是个别标准提到欧洲“中古教会之专制”、“十八世纪世界专制政治及其所引起之反动”或“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政治”。明确将秦以后的政体与专制联系起来的是1956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上述教科书中的论述均是出自编者本人的观点，这些作者，除了钟毓龙生平待考外，余下的大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礼，在教科书中做如此判断并不奇怪。

私塾蒙书退场后，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广大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中国专制”说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到开始进入中学教科书，前后不过几年时间，其间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消化与鉴别。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一种舶来的新词汇、新论断就被视为当然的结论采入中学教科书，传授给青年，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急心态。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专制”说不过是民国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年以后学术界的共识之一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为“专制政体”。1929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治，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后世之政体，虽若一君专制之外，更无他途可出”。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一表述对1949年以后的大陆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其实除了“封建国家”说之外，接受的均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观点。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资生亦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政体。杨熙时在讨论中国历代政制的时代划分时指出：“第二，有秦一代，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交替时代。第三，秦代以来专制一尊，成了政治的常轨，所谓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中唐的藩镇，元清的种族专制等，都在这个自秦以来的专制一尊的政治环境里盘桓。”王亚南在1947-1948年曾概括到：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确如王亚南所说，在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无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赞同共产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各派见解不同。就连更早的“国粹派”也频繁使用“专制”来描述中国传统政体。

民国时期，大概惟有钱穆明确反对将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归入专制之列。1941年10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强烈不满，关于政体，则指出，“西人论中国政制，每目之曰专制，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自鄙”，认为自称中国专制是“自鄙”。对于中国为何不是专制，他也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有很大区别，其结论是“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几年后，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指出：“西方学者言政体，率分三类：一、君主专制。二、贵族政体。三、民主政体。中国自秦、汉以下，严格言之，早无贵族，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此不待论矣。中国虽有君主，然固非君主专制，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也。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存在过“专制”，同是在1945年发表的《论元首制度》中，他说：

细按中国历代政制，惟满清君主，始为彻底之专制，其所以得尔者，盖为满洲王室有其部族武力之拥护。其专制之淫威，虽甚惨毒，而亦尚不至于黑暗之甚，则因中国传统政制，虽此君权相权衡平调节之妙用已为破弃，而此外尚多沿袭，故最高政令虽常出之满洲皇帝一人之专断，而其下犹得弥缝匡救，使不致流为大害也。

以上是钱穆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前出版的《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与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钱穆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尽管如此，此说一出，犹激起了萧公权与张君劢等人的批评，可见主张中国古代为专制政体者之固执。仔细分析，钱穆的论断尽管反对专制论，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与专制论者均接受了亚里斯多德三大政体说的基本框架，同样是以西方的政体说作为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政体，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说。这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更多的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钱穆立说依然没能挣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