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三）

2.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领，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71]，确有几分道理。其实，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曾存在。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

在这种新知识的影响下，遭遇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此时一个重要现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时，成为人们批判传统制度的武器。不过，此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兴起，是带有实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对其说的许多拔高。如陈旭麓所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在其开始，且怀有与视其它西方事物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样心理，说尧舜禅让就是民选总统，明堂则是议院的先河。”

由于黄宗羲等锋芒所指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为君者，而非具体的某个“君”，受到其说的启发，并借助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权，这为数年后接受将秦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概括为“专制”的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在1896-1897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二千年来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强盗，这里已是将两千年的政体一以贯之，加以概括，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态度，充满了感情色彩。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并补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观念，而他的其它观点亦明显继承了黄宗羲的思想。当时严复、梁启超也持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年）中引严复看法，并表认同：“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一年后，他在《西政丛书叙》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梁氏此说或许是受到谭嗣同的直接影响。此后无论改良派、革命派概括中国历代政体均沿袭了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此时尚没有使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政体，却在思想上为接受“专制”说做了铺垫。

就笔者所知，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在1899年首先为梁启超所注意。此前的1897年，他根据严复的译著，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疑指monarchy——引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此时他并没有区分出君主独揽大权的政制，而只是说“专行君政之国”，并未云“专制”国。而到了1899年，他在该年4月20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说：

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在正文第一章“政体”中，又有：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随后简单介绍了欧洲诸国从专制发展到立宪的情况。[85]文中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专制政体”、“专制君主”、“专制国”等词。应该说，按照此文的观点，君主国只有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两类，且专制乃是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可自然引申出中国为专制国、专制政体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君主国且无宪法。由于上述政体分类中已将“立宪君主国”从“君主国”分出，余下的所有“君主国”就都是“专制君主国”了。据此，梁启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新旧译法，尤其是在内含与外延之间有相当的不同的专制政体与旧译君主之国间的对应，实际也能解释得通。君主之国即严复所说的满那弃，是“一君治民之制”，专制政体只是其中君权极度发达的一种形态。梁启超将两者对应起来，似乎为他将中国君主统治归为专制做了铺垫。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国政体归属上的摇摆。依梁启超的这种对应，专制说自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时起就有些含混乃至误解。稍后，梁启超在9月15日《清议报》上发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中国三千年历史就是专制独裁统治。该文开头说文章录自日本深山虎太郎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文章，实际夹杂了不少梁启超个人的话。其中指出：

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叡知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敝，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

这里梁启超首次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归纳为“专制独裁之治”。应该说此时梁启超在对中国政体的认识上尚处在游移状态，同年12月13日《清议报》发表的梁启超的《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中在介绍孟德斯鸠的三大政体说，即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同时，自己也加了一些按语，其中有：

任案：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其性质实相同，特其手段稍异耳。

梁启超介绍孟德斯鸠的学说依据的应是前引何礼之的日译本。称《论法的精神》一书为《万法精理》当是据何礼之而来；孟氏的三大政体，梁启超用的是“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基本依照何礼之的译法，只是将“政治”改为“政体”，人名则没有照用何译，而做“蒙的斯鸠”。这里，梁启超又将中国历代政体归入“立君政体”，即通常所说的“君主政体”，并说与专制政体差距不大，说明此时梁启超对这一问题尚无确定一致的看法。

这种情况到1901年前后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12月发行的由中国留日学生编辑的《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上开始连载《万法精理》的最早的中译本。据《万法精理》译文按语，这个中译本依据的是何礼之的日文本。[90]中译本一共连载了3期，到1901年4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中止。只翻译了前4章，相当于译完1961年张雁深译本的第4章“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这个译本沿用了何礼之的译法，称：

万国政府之形质，可以三大别概括之，曰共和政治，曰立君政治，曰专制政治……以一人之喜怒裁决政务，不受法律之节制，而唯所欲为者，专制政治也。

译文中论及专制政治之处很多，如“专制政治，无所谓法宪以定其基本，自无所谓府库以藏其法宪。故此类邦国宗教常有大权。宗教者即彼所谓法宪之府库而为一线之延者也。不然，则必有一定之风俗习尚而不让于法律之权力者”。又说：

专制政治之所以为专制者，君主以一人而有无限之君权，又以行此君权之权力，举而再委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地，其外皆仆妾也。彼其意一若万事唯我一身，一身之外，无复有他人者，则虽欲不骄盈矜夸，不涂聪塞明，不可得也。故专制君主，怠于政务而不顾，亦出于必然之势。当是时也，设官分职，以理庶事，同僚之间，争竞无已，莫不逞其私智，上以固其恩宠，下以恣其威福，故君主不得不亲揽大权，不得已则举国而听之于冢宰，使之专决政事，其权与人主同。东方诸国大抵如斯。

由于《万法精理》中译本只有前4章，没有涉及何礼之日译本中关于“中华帝国是专制国”部分。不过，上引一段已将东方诸国归入“专制政治”之列，不能不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联想。更为直接的是，《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刊登的日本人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就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国。他说：

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第一，近代之君主政体，如古代之用专制至极点者亦甚少。除俄国、支那、土耳其数国外，大抵皆以宪法为主……所以如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在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今日之世界，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立宪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立宪已胜，故专制之后，必成立宪也无疑矣。

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不仅明确将中国政体定性，并进一步以世界大势为据，指出这一政体必将为立宪所取代，提出了变革的方向。这种论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启发与帮助。

受以上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约自1901年起，“专制”说逐渐为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所了解，并迅速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1901年5月10日《国民报》第1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说：

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故夫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并没有使用“专制”一词，不过其具体描述与后来“专制”说所概括得并无区别。作者显然了解“专制政体”，他在后面叙述欧洲历史时多次提到“专制”问题，如“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于是列国乘之缔结维也纳大同盟，主张君主专制之政体，将以全欧国力，压抑民权之说”等等。一个月以后，即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刊登的《说国民》一文引述流行观点则直接将中国自秦以来的政体归为“专制”。文云：“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嬴秦以后无国民。”[96]此文发表上距《万法精理》中译本问世只有半年。

此后，各种批判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不断见诸在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各种报纸。

梁启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号《新民丛报》及1904年6月第49号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1902年11月第21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后文中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对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观概括，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并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均归结为专制之祸，说：

中国数千年君统，所以屡经衰乱灭绝者，其厉阶有十，而外夷抅衅、流贼揭竿两者不与焉。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木＋巳）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于是者也。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

以下，梁启超历数各代衰亡的原由，最终无不落实在专制政体上，所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之也。”“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此文痛快淋漓，可以说是声讨中国二千年专制政体的一篇战斗檄文，其思路与观点对时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此文对于中国的专制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此后，知识分子则更多是直接接受这一论断，基于“专制”说展开论述。

1903年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接受了中国“专制”说，此前他多次谈到或写到政体与朝廷情况，他只是称为“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没有提到“专制”。[99]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说：

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

这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专制”。数月后他在檀香山发表演说，亦云：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此时“专制”已是与“共和”相对的制度，不过，孙中山尚没有明确将中国数千年帝王统治归为“专制”。到了1906年，他也如梁启超，开始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此后，专制成为他所常用的概念。

这种论断出现不久就迅速开始在国内传播，传播的桥头堡应是上海。1900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8卷本，增加了《自强论》一篇，其中指出：“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蒙谓”当是指孟德斯鸠，看来他亦是从孟氏思想论著中接受的“专制”论。此前，作者心目中的政体概念还是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14卷本《议院上》），此时作者尽管已经接受了“专制政治”这个概念，却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治，或是有所忌惮，或是抱有幻想。

1902年甘韩编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入了前引《国民报》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之中国》、《说国民》等文，包含了抨击秦以来二千年专制的内容，此外，《君民权平议》与《尊民权》亦从不同角度批判专制，伸张民权。其中所收《孟德斯鸠学说》更是详细介绍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孟氏三大政体说。1903年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其一开篇就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后面回顾历史指出“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他思想来源是：“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理论基础是：“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其上述思想亦应是源于孟德斯鸠等的著作甚明。

1903年发表于上海《国民日报》，并收入次年的《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的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亦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亦是出于反对专制提出要改用黄帝纪年。时人的思考已经从抽象的“专制政体”发展到对其具体表现的改造，可见“专制政体”说已成为思考的一个支点，表明该说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发表于该报，后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的《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说：“环地球而国者以百数，而专制之国，独以亚洲为多；环亚洲而国者以十数，而专制之国，又以中国为最……及秦有天下，变封建而为统一，地方分权之制变为中央集权之制，君民共主之世变为君权专制之世……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以下则述历代限制君权的思想以及怂恿发展君权的思想，以证明“专制之祸”“溯其原因，皆起于中国人民之思想”。亦是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作者的分析将政体的不同落实在空间上，特别是将“专制之国”与亚洲联系起来，有明显的“自我矮化”的味道。

此后，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虽已不多，正如熊范与1907年所说：“今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许多文章都是以此为立论的一个前提。如1905年2月孟晋在《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一文中指出：“然观我政府，自数千年专制以来，积习相沿，已若牢不可破。”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第1号发刊词中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1906年1月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称：“夫专制流毒之浸淫于中国者，二千有余载矣。”[111]同年4月署名扑满的《革命横议发难篇》一文亦说：“中国自秦以来，专制之术，日益进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无虑皆钤制束缚之策也。”1907年5月署名与之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认为：“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

除了批判“专制政体”，亦有人提出应利用“专制”以实现“立宪”，显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1905年5月刊发的榖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一文亦指出：“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不过，作者不赞成“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主张，提出“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具体做法是“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通过专制的力量发展教育，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刬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并批评说“世人不察，徒诟厉专制之政教，欲举一切蹂躏之，盖亦炫于立宪之美名，而不知所处耳”，其说认识到立宪无法一蹴而就，需利用专制力量，较之简单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在当时也显得另类。1906年1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说录》亦云：“我个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幺可贵……（但）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亦是超越了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观。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主流。

其实，同在1905年，最早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并加以批判的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目睹其民主制度的弊端与旅美华人的状况后，思想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在该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指出中国民智不开，施政机关未整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尚不具备，转而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希望通过一强大而开明的朝廷来行使国家主权，抗衡西方。此说看似倒退，实际反映了梁启超更深的观察与思考。不过，衬托在当时主张立宪与革命的两派的高亢旋律下，这类声音颇为微弱。其实，孙中山后来所说的“训政”的含义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并无原则性的差别，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途径不同：孙是在推翻清朝后实行，而梁则寄希望于清廷。

20世纪初，上海的报刊与日本的中文报刊内外呼应，一道成为传播“专制”说的阵地。

经过几年的宣传，尽管在如何对待“专制”上意见并未统一，但视中国过去二千年为专制上并无异词。此说影响之大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主此说，就是如康有为、黄遵宪与杨度这样反对革命，倡导保皇改良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说低头。

早在1902年9月发表的《辨革命书》中，康有为就称：“又历朝皆少失德，无有汉桓、灵，唐高、玄，宋徽、光，明武、憙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强调专制并非满族所创设，而是沿袭汉代以来的旧制，潜台词并不否认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政治专制”。次年1月13日黄遵宪在《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说：“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非生于今日，地球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中国）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所说不无道理。杨度在1907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报》“叙”中说：“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此三位均反对革命，却同样不否认中国历来专制政体之存在，可见此说影响之深广。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为专制政体说出现10年后，甚至连清廷的大臣、官员也屈从于这一论断。武昌起义爆发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革命风潮浸及东省，东省人士非不知脱离专制，尊重自由。无如默观时局，知非君主政体不足以自立”云云。一个多月后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其中亦称：“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因此认为不能急于实行共和[120]。尽管这些人反对共和，但他们却已在使用与“共和”密切相联的“专制政体”一词来概括历代政体，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屈服于新思潮。“专制政体”说开始成为清廷部分官员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为其覆灭提供了思想基础。宣统宣布退位后两天，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齐耀琳致电袁世凯等亦称：“此次中华改革国体，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阅时不过四月，潮流迅急，亘古所无”。[121]此人视清廷为“专制”显非始于清帝退位之时。从这一角度看，“专制”说并不只是一种流行世间的论断，它亦参与到历史实践中，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维新派、革命派、保皇派，还是清政府，均接受了“中国专制”说，确如佐藤慎一所指出的：“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