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中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一论断不仅成为20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现之时起，它就直接卷入历史实践，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

其实，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一种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甘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笔者亦曾有所涉及[6]，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传过程，接受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的回顾外，讨论的重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断所包含的问题，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一是注重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9]。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作些分析，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MichelFoucault），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类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

一、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不拟详细引述。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σπтη;，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一般总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因而专制政体常常是用来认定，解释或者指责奴隶制度，对外征服，以及殖民或帝国统治。

具体说来，“从波希战争那时代开始，希腊人就把专制政体看成是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或是野蛮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如亚里斯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1279a）”，“在研究君主政体（王政）时，我们也谈到了两种僭主政体，……这两种是（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以及（二）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1295a）”。

上引希腊语到东罗马帝国时仍一直通行于当地，13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自此，“专制”说开始流行于西欧。此后从中世纪至18世纪的西欧理论家中关于“Despotism”的思想不断得到发展，不过，此间有些理论家用“专制政体”来谴责西欧的僭主统治（Tyranny）,也有人继续将“专制政体”与亚洲国家联系起来，此时的靶子则是土耳其帝国，其中只有霍布斯（Hobbes）赋予该词正面的意义。

稍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

这里有必要对欧洲人的中国观做一扼要的回顾。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22]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居住了10年[23]，他根据亲身经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他说：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孟德斯鸠以外的更多的人仍坚持传统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年）就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最人道的。伏尔泰（1694-1778）与魁奈（1694-1774）也不同意孟德斯鸠的判断。魁奈也将中国的政体归为“专制”，不过，他所说的“专制”与孟德斯鸠不同，含义近似于“君主制”。魁奈说“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专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因此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可以用于篡夺权力的统治者，而后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这样就有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君主、皇帝、国王以及其它等等，都是专制君主。”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他还专门设立一节讲“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并针对孟德斯鸠的看法加以反驳，认为他夸大了专制权力。[27]此后，在1770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波特（Porte）也对孟德斯鸠关于土耳其人专制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思想表示反对。

应该指出，除了魁奈与波特，孟德斯鸠的论断问世后不久又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个名叫安格迪尔—杜贝隆（Abraham-HyacinteAnquetil-Duperron,1735-1805）的法国学者根据他在印度多年的生活，发现欧洲人对印度、土耳其、波斯乃至整个亚洲的宗教、历史与社会、政治制度抱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孟德斯鸠提出的“东方专制政体”说的论据做了批驳。他认为事情的真相是专制政体的概念只被用作证明欧洲人在亚洲进行压迫合理的工具。

东方专制说尽管遭到有力的狙击，也被证明并无实据，但这种批驳的声音最终被欧洲人遗忘，在欧洲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主流的依然是“东方及中国专制说”。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了这种观点。黑格尔说“它（指中国——引者）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20世纪以后，对现当代欧美中国研究有深刻而持久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为“秦王当了皇帝以后……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在介绍完秦始皇的政策后他又指出：“这样，纯粹东方式苏丹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国登场了。”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随着魏特夫（Karl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版，视中华帝国为“专制政体”一度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

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偏重正面还是负面形象，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信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据研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靠阅读来华耶稣会士及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游客所写的游记,如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与《耶稣会士书简集》。此外，中国人黄嘉略与返回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也有重要影响。而魁奈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来源就是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著作。伏尔泰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与幻象的成分。

直至20世纪初，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并不通中文，研究中国依据的是欧洲学者对少数中国文献的翻译，如理雅格（Legge）译的《中国经典》、沙畹译的《史记》片段，及其它欧洲学者的初步研究，论说亦包含了许多推断。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半研究半想象——所经历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均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尽管如此，这些想象下的中国对后来许多西方人，包括学者，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成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论断，原本只是18世纪西欧个别人并无多少根据的论断，如果没有后来的广泛推行，处境和顾炎武的思想差不多，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会有多大世界性影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随着西方的商品，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在船坚炮利的辅佐下，逐渐成为支配性的话语，成为众人俯首称臣而罕加质疑的普遍“真理”。

这种变化显然不能仅从学理内部加以解释，更多的需要考虑思想生存的外在环境。正如萨义德所说，“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18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崛起，中西力量对比因而变化，西方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罪名”。20世纪，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冷战对立局面的形成，这一论断又进一步沦为西方借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