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祭罢炎黄祭女娲？

转眼又近清明。

也许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罢，清明历来是怀想亲人的时候，除了郊外踏青看绿草初生，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扫墓祭奠，面对已逝的先人聊慰思古之幽情。据说，各地都在筹备祭祀活动，弄得古人在天之灵分身乏术，忙着赶场子接受香火朝拜。一天，在研究室默坐，冷不丁电话铃声大作，让我着实吃惊。原来，有人从河南打来电话，说要隆重祭祀属于他们县的葛天氏，希望我也参与一份。

葛天氏算不上显赫人物，只在《吕氏春秋》中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么一笔，《史记》里面只是闪闪烁烁地说“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身世既说不清经历也道不明，充其量，算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个乐师。我虽姓葛，却从来没把他当自己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总觉得与其找玄之又玄的传说人物放在祖宗名录上挂帅领衔，不如高攀两晋之交史传有据的葛洪，虽然他迹近道士，但有名有姓也还够得着。听罢电话，心里有些诧异，这种你也祭我也祭，古人身价看涨，人人都有三牲供奉的当下风景，实在让人纳了闷儿。

翻检行事历，看了看报纸，发现近年国内各种祭祀，最隆重最大宗的除了曲阜祭孔，就是祭祀炎、黄，烟火缭绕供奉在上的，为何是儒家先师和人文始祖？细细想想，渐渐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在历史的头上戴一顶神话的帽子？

前些年，台湾有一个沈松乔教授写文章，他说到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晚清以来黄帝的重新发现，其实是在需要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时候，汉族中国人从古代典籍中生生寻找出来的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当时，知识界之所以要把他奉为中华共同“始祖”，很大程度上是用它当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象征。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的报章杂志中，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各类论述，几乎形成“黄帝热”，甚至还有人把黄帝事迹谱作乐歌用在教材中供儿童讽诵，还有人呼吁用“黄帝纪年”，全不管这个连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无法追溯的黄帝元年，究竟算得清楚还是算不清楚。但是，人们心底里明白，就连司马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黄帝，毕竟是扑朔迷离的人物，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这些“不雅驯”的黄帝记载，只是依稀的“传说”，并不是确凿的“历史”。

不过，历史转型时代中的历史学处境很尴尬，通常，历史学家们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承认“历史”是“科学”，不太愿意坦承“历史”有时也是“虚构”。其实这本来不必隐晦，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和司马迁差不多同时代的《淮南子》里就说，为什么要制造黄帝？就是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是一个习惯和传统。远的不必说，像“天生玄鸟，降而生商”、“履大人之迹”，就是在历史头上戴一顶神话帽子，就说二十四史里面，那个原本“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长刘邦当了皇帝，史家也要帮他虚构受孕时“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的故事，外加上后来在丰西泽中斩蛇的神话。甚至连原非华夏的契丹人，当他们建立王朝时，也要像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一样，编造一个耶律阿保机母亲梦见“日堕怀中”，他出生时满室有“神光异香”的故事。这很难免，不止是中国，世界诸国亦如是，按照一种历史学理论说，在民主的现代观念没有普及，天授王权思想还有效的时代，每当王朝更替，都得编一段神话，说得现代一点儿叫做“建立王朝合法性”，说得传统一些就是“神道设教”，借了神话吓唬民众说，这个王朝是你们的“天”，这个皇帝是你们的“神”。

炎帝黄帝便是让汉族中国人遥想远古，认定四海中国本来一家的象征。在民族和国家都风雨飘摇的晚清民初，寻找认同符号（Imageofidentity）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沈松乔教授举出好些例子，像1903年，章太炎作《祭沈禹希(藎)文》，特意用“黄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的纪年，1908年，同盟会就在东京遥祭黄陵，1935年，中国国民党推派中央执监委张继、邵元冲“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辕轩氏之灵”。特别有趣的是，1937年中共陕西苏维埃政府遣派林祖涵代表苏区人民致祭黄陵，还宣读了毛泽东、朱德所撰祭文。在文学领域，最有名的是鲁迅1903年写的那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轩辕就是那黄帝了。

没想到九十多年以后，某主管科技的高官居然用这首诗当了历史证据，申斥疑古的历史学家，谁说中国没有黄帝？为什么不能用黄帝纪年？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或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富裕的时候”，需要一个“神圣”的“念想儿”，作为动员力的来源，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也作为宣示国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