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国家”的名义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钞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写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让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谶。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几十年以后，元佑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的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佑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佑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官方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棫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做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