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原题目：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一般在20－30％之间。公元200年正值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了10％左右的最低比率。而1850年是本世纪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

如此庞大、又占世界人口如此高比率的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在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迁中有过什么影响？是否曾经对邻国和世界构成过威胁？中国人口中有多少人、以何种方式移殖境外？有些人曾经想当然地作过各种回答，有人甚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黄祸”同中国的人口联系起来，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依据。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将中国人口与历史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结论。

本文选择中国历史上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比较显著的几个阶段，用以考察人口与疆域变迁的关系，以回答这些问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经过了多次扩张，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范围。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

大约在公元前222年至221年间，秦军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后，就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为郡治。但秦朝的控制点显然相当少，所以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设什么县治，而且在秦亡以后整个闽中郡地就又重新为越人所有了。

秦朝的新疆域包括岭南地区，即南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战国时还不是楚国的领土。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军队分五路南征。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部族地区。向南又整治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由于投入的兵力和派驻的人员有限，统治并不巩固，所以在秦亡后就都已经放弃了。

在西北，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34个（一说44个）县。但这些地方本是战国时赵国的旧地，连秦始皇令蒙恬筑起的万里长城，实际上也是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已筑过的长城为基础的。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以往曾不时侵入内地，秦朝的措施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目的。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越族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

西汉初期的疆域收缩直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才告结束，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和经营，汉朝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汉朝的扩张是从收复秦朝故地开始的，但结果超过了秦朝领土的范围。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则增加了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的辖境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但由于扩展太快，新设的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不能适应，加上地方官的苛政引起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一些政区又撤销或缩小了。如撤销了在朝鲜半岛的二个郡，其余二郡也缩小了辖境。放弃了在海南岛的政区，机构和人员全部撤回大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绝对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联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最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最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